社區發展季刊

90年代的福利國家，受到全球化衝擊及社會結構的變遷，在經濟、文化、政策及政策面向上，都產生了改變，尤其受到經濟全球化的影響，許多國家在勞動市場彈性化、國家去管制化及結構性失業的衝擊下，都面臨了嚴重的失業和長期失業問題。從各國青年失業率和總失業率之間的數字來看，各國的青年失業率在90年代之後都有增加的趨勢，尤其各國青年失業率皆高於總失業率，包括法國的青年失業率在2005年為22.8%，高於總失業率（9.9%）；另外，丹麥的青年失業率（7.9%）也高於總失業率（4.9%）；還有英國的青年失業率（11.8%）也高於總失業率（4.6%）；以及東亞國家如日本、韓國，其青年失業率亦同樣高於總失業率（OECD, 2005b, 2006）。

除此之外，就業不穩定和工作臨時化也成為目前勞動市場的特性。Tannock（2003）指出，過去青年雖然都會在服務業工讀或打工，但是現今的就業環境已與過去不同。企業為了節省成本和彈性運用人力，釋出許多臨時性、非典型工作等就業型態，對於剛畢業、初入職場的青年而言，由於缺乏足夠的專業技能和工作經驗，不得不從事這些臨時性的工作以維持生計。但是這些工作通常與工作不穩定、低薪、低技術的工作相結合，不僅在就業和經濟所得上處於不安全的位置，甚至缺乏勞動保障或被排除在社會安全制度的體系之外。這些現象，使得青年失業與就業的議題成為近十年歐洲國家與國際組織關注的重要社會問題。有鑑於此，國際組織和各國政府當前也正致力於青年失業問題的因應對策。

在國際組織方面，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自1919年成立開始，就不斷關心青年就業與失業議題，如1985年、1998年及2000年的國際勞工大會都關注在青年失業政策中的教育及職業訓練等面向（ILO, 1998；陳正良，1994；曾敏傑、林佩瑤，2005）；另外，歐洲委員會（The European Commission）於1994年與2004年提出對於失業人口的反社會排除策略中，即將青年失業界定為社會排除問題，並強調以預防社會排除及促進失業青年的再度就業為主要策略（European Commission, 2004a）。由此可知，國際組織對於青年失業與就業議題的關注。

在歐洲各國方面，許多國家都針對青年失業問題推動相關的政策。例如在英國，新工黨政府針對失業的青年，主要是藉由新協定計畫（New Deal）、福利促進工作（welfare-to-work），以及薪資貼補政策（make work pay），強調工作福利的思維（工作的權利與義務）及再整合進勞動市場的政策模式（Hewitt, 2002）。在法國，從1989年9月開始，由國家提供訓練、津貼補助，以及在職訓練以協助失業中的青年（Sliver & Wilkinson, 1995），並將「個別性信託」（Credit de formation individualisé; CFI）、青年訓練等合併納入就業政策。另外，2002年8月，法國政府訂定「青年企業協定」（The Youth-in-business Contract），針對16到22歲的青年，設立青年結束初期職業訓練的就業管道，並促進青年的長期就業（European Commission, 2004b）。

在台灣地區，青年失業率在1990年為4.2%，與OECD國家相較，僅低於日本（4.3%），其餘國家則均高於台灣；但2002年青年失業率已達11.9%，居於OECD國家中之中等水準，期間增加的幅度達7.5%，青年失業惡化程度相當快，僅次於芬蘭和瑞典；到2006年，青年失業率仍相當高（10.31%），且高於總失業率（3.91%）。這都顯示了台灣的青年正面臨的失業風險及就業不安全的問題，與歐洲各國的青年失業現象有些相似。政府也針對青年失業推動了許多的因應對策，如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的「青少年就業服務措施」和「92年度促進青少年就業實施計劃」，以及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的「協助青少年職業生涯發展」和「增進青少年工作經驗及技能培訓」等政策（郭振昌，2003）。青年就業議題已經開始受到關注，因此，本文將探討失業對青年的影響，以及青年失業在社會福利和社會政策上的意義；其次，以英國和法國的青年就業政策為例，暸解英國和法國提出以反社會排除為核心的青年就業政策，以對抗青年失業問題，並期待對日後台灣在設計青年就業政策時有啟示的意義和參考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