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發展季刊

2016年蔡英文政府上臺後，旋即積極推動《住宅法》的修正，期能進一步落實馬英九政府於2010年所提出的「社會住宅」課題。此項法案將社會住宅需提供給弱勢族群居住的比例，由原來10%修法提高為30%。因應我國未來邁入超高齡社會的人口結構樣態，老人群體也被納入社會住宅所照顧的弱勢群體之中。除規範硬體空間提供給弱勢族群外，內政部於2016年8月25日訂定《社會住宅實施方案》，將社會福利業務導入社會住宅之中，保留一定比例之空間提供社區長照服務、托育設施、青年創業空間等附屬設施之用，並增訂非營利法人得承租公有社會住宅轉租經濟或社會弱勢之規定。顯見，內政部除規範硬體空間的建築使用外，也試圖透過軟體服務的多元化建置，活化社會住宅使用狀況，有效落實社會福利政策目標。

我國自1993年邁入高齡化社會（65歲以上人口超過7%），老年人口比例快速上升。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的人口推估[1]，我國將在2018年成為高齡社會（65歲以上人口超過14%），2026年成為超高齡社會（65歲以上人口超過20%以上）。因此，老化人口的福利服務與居住品質自然成為未來數十年政府所要嚴肅面對的公共事務問題。過去因為政府政策推動之故，對於老人住宅的設施多侷限在長期照顧機構之上，主要包括：養護之家、安養機構、護理之家、長期照護機構等四大類型，且以照顧失能者為大宗，僅安養機構有部分健康老人入住。但也因為同樣是以機構式的照顧為主，導致許多健康老人入住意願不高，也形成我國現行老人集合式住宅體，都是以照顧失能者為主的運作概況。

面對「居住正義」、「高齡社會」及「在地老化」等理念的加乘催化，社會住宅除作為提供給青年朋友「只租不賣」的住宅體外，如何擔負起區域性「弱勢族群」的居住空間，及「多元化福利服務輸送」與「區域經濟發展」據點，似乎成為2017年修正之《住宅法》的重點所在，將「社會住宅」理念更加多元且具體地落實。然而，從過去國民住宅的推動經驗可知，當社會住宅與弱勢族群連結後，對社會住宅未來發展就會產生許多負面的聲音，而最主要在於社會住宅一旦將弱勢族群的比例提升後，是否淪為「貧民窟」而拉低整體的居住品質（林萬億，2003：67-68；廖俊松，2012：69）。綜觀社會各界對於社會住宅納入弱勢族群，會有如此大的負面聲浪，關鍵在於過去社會住宅政策推動都僅著眼於硬體建設，對於社會住宅應有的軟體營造，並無太多著墨。

從歐美推動社會住宅的成功經驗觀之，住宅體本身需融合多元的服務需求（Elizabeth et al., 1996: 245；葉肅科，2008；周月清等，2008：39；周海涓，2008：92；賈倍思，2009：8-9）。而這樣的服務需求，應由非營利組織擔負起經營管理的責任，並與企業、政府共同組成合作夥伴的創新治理模式（Elizabeth et al., 1996: 245; Tom et al., 1999: 11; John, 2004: 155; John, 2007: 200; Pieter, 2007: 383；周海涓，2008：90）。此外，住宅的提供者需培力居民一同參與住宅環境之營造，且提供住宅居民參與決策之機會，藉以打造有品質的居住環境（Elizabeth et al., 1996: 247；Carol et al., 1997: 478；John, 2004: 153-155；Pieter, 2007: 383-402；Richard et al., 2007: 574；Christian et al., 2008: 18；曾思瑜，2002：25；周海涓，2008：92）。然而，綜觀我國過去的國民住宅與社會住宅之政策推動，對於軟體的經營與規範並未受到重視，也經常導致社會住宅成為大家所詬病的「鄰避設施」。或許，這也正是2010年社會住宅政策未能有效推動的關鍵所在。

對比歐美與臺灣過去的運作經驗，可以得知社會住宅的成功推動需要仰賴軟體的服務輸送體系。正因如此，政府在2017年修正的《住宅法》中，明確揭示未來社會住宅推動須將福利服務輸送體系納入，打造有品質的宅居住體，並肩負帶動區域小型經濟發展的責任。雖然，歐美各國已有若干社會住宅軟體經營的成功經驗，但因國風民情迥然不同，許多作法未必能於臺灣完全地複製與推動。至於，本文實證研究個案----南投縣埔里鎮「菩提長青老人互助住宅」，乃是筆者等長達十八年的持續行動研究及參與觀察，確信該住宅體即屬一個以「老人為主體」，透過非營利組織的經營，逐步發展成在地化且具有小型經濟體的「社會住宅」。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