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發展季刊

我國於1996年公布施行家庭暴力防治法（以下簡稱家暴法），正式將家庭暴力行為「犯罪化」（criminalization），改變以往「法不入家門」、「清官難斷家務事」的價值思維。同時，對於從事家暴業務的保護性社會工作員（以下簡稱保護性社工）也有專門的法律依據，定位其角色義務與工作內容，賦予其一定程度的公權力，使其能有效處遇各類複雜的家暴議題。

然而，曾華源、白倩如等（2010）卻指出，國內保護性社工在執行兒少保護緊急安置、受暴婦女緊急庇護、保護令陪同出庭等，常會面臨家暴相對人的言語挑釁、怒罵、恐嚇，甚至威脅其生命安全等情況。

同時，陳麗欣（2002）針對國內社會工作員人身安全的相關研究也指出，社會工作員在過往的實務經驗中，最常遭遇語言的汙辱（41.7%），其次是口語的威脅（36.8%），雖然實際肢體被害比率不高，但是被害恐懼感相對於被害經驗，更令社會工作員感到恐懼。

再則，徐雅嵐（2009）的研究亦指出，國內從事高風險業務的社會工作員有81.8%曾遭受過某種型式的暴力行為，44%曾經驗到多種形式的暴力，更有72%經驗到一次以上的暴力行為，其中，心理傷害佔80.6%、身體傷害佔16.4%，最常發生的地點在「辦公處所」。顯見受服務對象的暴力威脅並非偶發事件，高風險領域社會工作者確實面臨受服務對象各種的暴力威脅。

因此，國內保護性社工在處遇的過程中，勢必因面對家暴相對人各式的暴力威脅，進而產生焦慮、畏懼和害怕等被害恐懼的感受。

Clarke（1997）認為，犯罪被害恐懼感（fear of crime）係指「人們對其所知覺到的潛在傷害與危險情境，產生的一種情緒反應」。而Skogan（1987）認為，犯罪被害恐懼感是指「對於成為被害的一種焦慮與擔心」。此外，Lavrakas和Lewis（1980）認為，犯罪被害恐懼係指個人對受到犯罪傷害的害怕程度，包括直接被害（direct victimization）；也包括間接聽聞他人的受害事件而感到害怕，即間接被害（indirect victimization）。換言之，保護性社工在執行緊急處遇時，面對家暴相對人各種的言語羞辱、威脅恐嚇、精神騷擾，甚至肢體暴力，進而畏懼自身也將成為犯罪被害者的負面情緒感受，即為犯罪被害恐懼感。

而Yin（1980）指出，犯罪被害恐懼感會增加個人的心理壓力與焦慮，造成身心疾病的情況外，也可能改變個人的思維模式，例如：在安全的環境裡，胡思亂想，放大其焦慮與恐懼的感受。Smith（1986）也指出，犯罪被害恐懼感會嚴重擾亂個人的生活品質，並且對個人的心理造成困擾，產生不信任、多疑等心理疾病問題。Liska和Baccaglini（1990）亦指出，犯罪被害恐懼感一旦形成壓力後，會對個人生理功能造成傷害，甚至造成無能力感（incapacitation）。另外，Mcandrew和Macandrew（1993）也指出，長期處在犯罪被害恐懼感之下，會使個人生理的荷爾蒙濃度改變、腎上腺皮脂減少，並且使淋巴細胞的活動降低，導致腦部機制的永久改變。由此可知，長期處在犯罪被害恐懼感的情況下，不但會造成個人心理上的焦慮與壓力，影響其生活品質，甚至會造成生理機制的負面影響。所以，國內的保護性社工，在必須長期處於犯罪被害恐懼感的情況下，如果自身或外在環境無法有效處理與因應其恐懼感，勢必會對其生理與心理產生莫大的傷害。

目前，國內對於社工員犯罪被害恐懼感的相關研究非常不足，僅有陳麗欣（2002）、張紀薇（2008）兩篇量化研究的論文，描述國內部分領域社工員犯罪被害恐懼感的概況，而缺乏針對保護性社工犯罪被害恐懼感的相關研究，但保護性社工在處遇的過程中，卻是最容易遭受到各種負面的情緒，進而產生各種犯罪被害恐懼感。所以，筆者希望針對國內保護性社工的犯罪被害恐懼感進行探索性的研究，以釐清國內保護性社工在執行處遇時，實際面臨的犯罪被害恐懼感之樣態為何？自身如何看待與處理？調適方式為何？期待任職單位機關給予的幫助為何等？希冀此研究結果能給予國內保護性社工、各地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參考，以減輕國內保護性社工犯罪被害恐懼感，維護其心理與生理健康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