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發展季刊

國際性別暴力防治工作在聯合國的引領下，緊密扣連於婦女人權與性別主流化的推動，藉由各式國際文件與有效推動機制，以及伴隨著緊密監督與資源下放的策略，如火如荼的展開。反觀國內性別暴力防治之推動，雖非消極回應聯合國要求，但在國內受暴婦女問題需求日益嚴重下，先師法歐美國家完成立法，並在民間團體與政府部門積極倡議與分逕合擊下，開展一系列創意性與整合性服務方案，其方法策略、執行與成果亦有別於目前福利現金補助之模式，諸如評鑑帶領縣市專業發展、結合民間開展服務或以具體方案強化網絡合作等（張錦麗、王珮玲，2013；張錦麗、顏玉如，2012）。又，近年受國際婦女人權公約與性別主流化政策影響，性別暴力防治工作積極展開與國際接軌，在見賢思齊效應下，公私部門開始採取訂定監督機制策略，期待藉由衡量指標之訂定，引領中央與地方開展更有效的防治工作。

多數研究強調「指標」(indicators)之理性、中立與客觀的功能與目的，故將指標視為是一組可供指示與預估的可操作化變數，指標的形成綜合了複雜的(complex)、以證據為基礎的(evidence- based)、有意義的(meaningful)資料(Moore, Murphey, & Bandy, 2012)。然而，什麼樣的指標可真實與適切反應問題現況，又可前瞻性地導引防治工作前進？雖然，在追求責信與績效的今日，性別暴力防治指標的建構有其品質檢核與成效衡量之功能，但當性別觀點運用於所謂中立與客觀的指標時，則呈現性別中立的衝突與矛盾。因此，究竟什麼樣的指標可真實與適切反應受暴婦女需求、防治工作成效，又可前瞻性地導引防治工作前進？鑑於衡量指標建構已成為國內性別暴力防治倡議重要議題，本文整理評述國際重要性別暴力防治指標內涵與發展，以為國內公私部們倡議或建構性別暴力防治指標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