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發展季刊

這一篇論文並非探討某一項實證研究結果，而是彙整過去我個人在過去十多年來從事跨國婚姻移民議題研究，或擔任實務督導，及對於婚姻移民現象的觀察經驗，醞釀而成的概念－「跨國/境照顧圈」(transnational caring circle)。透過此次會議，提出對話，希望釐清疑惑。

目前學術圈對於跨國/跨界婚姻移民(transnational marriage, marriage migration, or cross-border marriages)現象的探討，大都是從經濟學、女性主義社會學、或文化人類學觀點詮釋。議題廣泛，從早期跨國婚姻形成的脈絡。婚姻移民在移居國生活經驗，移民政策的公民身分或保證人制度，到近期性別化分工(gendered division of labour)，跨境親族關係(kinship)，和性別社會關係等，卻很少探討婚姻移民的遷移與照顧和工作的關連。Palriwala & Uberoi (2005)在〈Marriage and migration in Asia: Gender issues〉一文中，對於跨國婚姻議題與發展有很完整討論。

關於跨國婚姻移民現象的討論，很難迴避性別化議題；而跨國婚姻性別化議題的討論，更難迴避婚姻移民日常生活如何實踐照顧與工作角色兼顧。然而，大多數跨國婚姻研究很少討論兩者兼顧議題。本人多年來在臺灣跨國婚姻移民現象的觀察與研究經驗，印證了Nicole Constable (2005)「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 approach)的詮釋觀。Constable長期在東南亞與東亞國家從事跨國/境婚姻移民遷移的人類學田野研究指出，婚姻移民女性在跨國/境遷移行動中具有高度自主；跨國婚姻形成是建立在雙方理性抉擇的行動，婚姻移民女性選擇跨國婚姻主要是考量跨國婚姻帶來的實質（經濟）[1]效益，而娶婚姻移民的男性往往期待婚姻移民女性扮演傳統角色，提供無酬家務勞動或成為家庭照顧人力資源（潘淑滿、楊榮宗，2013）。

既然跨國婚姻形成是一種理性抉擇，我們又如何能忽視婚姻移民女性日常生活在自我與夫家期待之間尋求平衡以達到主體實踐呢？雖然聯合國在全球各地推動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無論是第一或第三世界國家的女性，仍舊很難擺脫照顧者角色或從家務勞動中鬆綁。在全球跨國遷移脈絡下，婚姻移民女性的「照顧」又是以甚麼樣面貌展現？日常生活經驗中，婚姻移民又如何達成兼顧夫家期待與經濟獨立自主的主體實踐呢？

這一篇文章中，我們交互運用臺灣婚姻移民發展趨勢統計資料與多年田野研究經驗，探討「跨國/境照顧圈」的概念如何在全球化遷移脈絡中形成及其隱喻。「跨國/境照顧圈」概念的醞釀，主要是受到Arlie R. Hochschild (2000)的「全球保母鏈」(global nanny chain)及Rhacel S. Parreñas (2001)「跨境母職」(transnational mothering)的啟發，卻又覺得這兩種概念無法完整反映東亞與東南亞區域跨國婚姻移民女性的日常生活經驗。「全球保母鏈」與「跨境母職」主要是以女性移工遷移與照顧經驗為主，因為遷移，其子女照顧往往委由母國女性親人替代，因而形成的全球照顧鏈或替代性母職，但是無論是「全球保母鏈」或「跨境母職」似乎都無法反映婚姻移民女性在臺的日常生活經驗。臺灣婚姻移民女性的照顧，通常不是侷限在子女照顧（母職），往往擴及身心障礙配偶、失功能長輩或其他夫家家人的照顧，加上臺灣照顧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婚姻移民往往成為家中主要照顧者。因此，婚姻移民的照顧經驗應該是指廣意的照顧經驗，而非侷限在子女照顧的「跨境母職」或「全球保母鏈」而已，「跨國/境照顧圈」一詞不僅區分婚姻移民女性和女性移工照顧經驗的差異，也凸顯跨國婚姻照顧經驗的多重複雜本質。

「跨國/境照顧圈」一詞的提出，凸顯在全球化脈絡下的區域經濟，經濟相較優勢國家透過經濟力讓政治權力滲透到經濟條件相對弱勢國家，更藉由經濟滲透將照顧私有化跨境延伸，讓經濟相較優勢國家的政府從照顧中卸責。這一篇文章，除了從跨國婚姻移民日常生活經驗詮釋「跨國/境照顧圈」的概念形成，進一步探討「跨國/境照顧圈」的隱喻，及對霸權的可能抵抗策略。因此，本文先從臺灣社會與人口結構發展趨勢的統計資料，說明跨國婚姻移民形成趨勢的性別社會意義；其次，從婚姻移民照顧與工作兼顧的田野訪談資料，說明「跨國/境照顧圈」的形成；進而，延伸「跨國/境照顧圈」(transnational/ cross-border caring circle)的隱喻，回歸全球化脈絡下反思跨國/境照顧圈的倫理議題。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