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發展季刊

其實臺灣各縣市在1998年陸續成立家庭暴力防治中心，並配置社工人員時，即是採用類似家庭暴力被害人垂直整合服務（以下簡稱垂整）的一案到底，主要由家暴中心社工提供相關服務，後續因為公部門社工人力有限，難以負荷一再創新高的通報量，所以調整為因初通報時被害人正處於危機期，會需要公權力強制介入，故仍由公部門社工主導危機處遇之外，其他服務方案包括庇護安置、法院家暴服務處、後續追蹤服務等均會委託民間單位辦理。然而這樣的分工模式，卻導致個案必須一再轉換服務機構和主責社工，實務上常見家暴被害人根本搞不清楚社工來幹嘛、或哪一位社工可以提供什麼的服務，不同機構社工能否適當溝通協調，也會影響服務提供。凡此都有可以折損服務效益。

有鑑於此，家庭暴力防治委員會（2008a，以下簡稱家防會，已於2013年改制為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期待被害人在受助過程均由同一位社工給予協助，以避免服務零散。亦即本方案設計之初，本來是以為可以減少原本將保護性服務切割為危機處遇和後續追蹤服務可能導致轉換機構或主責社工人員，以致服務中斷，進而未能落實服務成效之困窘。並在2009年首度在臺北市以婚姻暴力被害人為服務對象試行辦理。而就此預設目標而言，垂整的確是達到了，因為臺北市的試辦經驗即發現垂整具有利個案服務銜接、降低個案轉換社工等成效（游美貴，2009）。但是有提供服務不盡然表示可以達成處遇目標，因為這尚涉及需求評估精確度、服務頻率、提供方式、提供內容等相關專業配套措施。

當中，低估社工人力、個案負荷量過大，以致似乎只能提供緊急短期危機干預、無法處理後續陪伴或追蹤輔導（游美貴，2009；許雅惠，2010；許雅惠、黃彥宜，2012），被認為是最主要的困境之一。也致使垂整社工在實務操作上必須有些權宜之計，譬如雲萱垂整社工人員因平均在案量為134位家暴被害人，所以都是聚焦協助高危機、新通報和較主動求助個案（李易蓁等，2012）。相較於美國德州成人保護個案負荷為1：25（引自呂寶靜，2009），這個數字挺驚人的。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垂整與區分一線危機處遇、二線後續追蹤服務之分工，兩者遭遇之服務困難、改善程度、各項服務自評品質，並不會有差異（潘淑滿、游美貴，2012）。也是可以想像的。

顯見，垂整的實施即便可讓家暴被害人因會有同一位社工人員全程陪伴，但相關服務效益仍有諸多待商榷之處。但筆者認為若因此即否定此模式或垂整社工，則有欠公允。因為垂整社工在負荷過高的情況下，勢必未落實相關處遇，則未能適切協助被害人實屬必然。並易使垂整社工陷入專業耗竭，進而損及專業能量展現。且即便增權（empower）是社工服務模式的重要目標（Ntebe, 1994；引自Payne, 1997），但實務上常見保護性社工對自我工作角色批判多於肯定，也會因為無法協助個案脫離暴力而覺無力挫折，甚至因此質疑自我專業能力和工作意義（高淑雲，2004；陳怡如，2002）。雖說檢討社工處遇尚需改進之處有助專業提升，但也應同步肯定作對的部份，藉以自我增權，方能避免淪為弱勢社工服務弱勢主，及成為缺權化、無能感的社工（沈慶鴻，2009）。

並就社會工作處遇而言，正向因素的發現更有助相關服務方案提供（Fraser, et al., 1999）。故也有必要讓社工人員了解社工處遇提供對個案而言，可以發揮什麼樣的影響力或改善個案那些生活適應困境，此不僅有助強化專業價值、工作意義與未來願景；亦可藉此提醒實務工作者反思即使垂整社工人力不足、工作負擔大、個案負荷量居高不下的困境短期內未改善，但應仍有可以發揮之工作面向；且也不應將服務效益欠佳都歸因於負荷過重，忽略滋養培值自我專業能量的重要性，進而鼓勵相關助人者投入熱誠與強化專業承諾。

綜上，本研究期待藉由探究雲萱基金會（以下簡稱雲萱）承辦雲林縣垂整期間，社工人員落實家防會服務規範後，可以改善婚暴被害人哪些生活適應，據以思考此嶄新服務的適切性與社工之工作價值。並因考量此效益的展現會與個案所接受之實際服務內容、頻率等密切相關，宜先確認確實有「輸入」，再探討「輸出」，故研究範圍依循家防會規定垂整社工應視個案危險程度，服務至少3-6個月，設定確實持續接受至少6個月社工處遇之婚暴婦女為研究對象，質性訪談收集其主觀知覺社工服務可協助改善那些困擾問題和壓力等生活適應面向，以完成本研究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