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發展季刊

運用社會調查資料分析社會問題已成當今社會科學的常態，若以與社會福利相關的社會調查歷史來說，其實運用社會調查來探索及分析社會問題的歷史並不長，自Charles Booth[1]於1886 開始調查倫敦的勞工生活狀況，並於1889 至1903年間陸續出版的17 冊Life and Labour ofthe People of London 算起，迄今也才一百餘年而已。要是再考究資料調查品質、嚴謹度與調查方法，如：隨機抽樣技術的運用（若以Sir Arthur Bowley & A.R. Burnett-Hurst 於1915 年版的Livelihood andPoverty：a study in the economic conditionsof working-class households in Northampton算起）則恐怕真正的歷史是不及一百年的。

在過去的一百年中，運用社會調查分析社會問題之所以日益普及，除了與調查有關的統計知識與技術發展日趨成熟有關外，電腦科技的發達降低資料流通與運用的障礙亦是關鍵因素。但隨著社會問題日趨複雜、社會調查的種類與社會調查的內容日益多元、社會調查資料總落後於社會問題的發生……等條件之下，如何適切運用既有的社會調查資料探索已知與未知的社會議題，已成為社會科學界關懷的重點之一。

由於臺灣較缺乏「補助」或「支持」學術研究的基金會與私人捐贈，因此與臺灣有關的大型的或持續性的社會調查通常是由政府資金贊助或補助進行的。雖然許多政府所進行的調查內容常需配合行政需要而做，無法全然依理論構念、研究者需求、社會問題類型而設計；但對於民間學術資源不豐富的社會福利學界，這些政府所進行的社會性調查資料還是彌足珍貴。例如：內政部所做的「臺閩地區老人狀況調查」、「臺閩地區少年身心狀況調查」、「臺閩地區國民生活狀況調查」、「臺閩地區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臺閩地區低收入戶生活狀況調查」等十餘類與社會福利相關的調查，已成為分析我國社會福利相關議題的重要次級參考資料來源。[2]本文擬引介的資料為行政院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3]，該調查源自臺灣省政府1954 年的「薪資階級家庭調查」，於1959 和1963 年則以「都市消費者家計調查」之名各調查一次，1964 年擴大成全省性的家庭收支調查，1966 年改為每兩年調查一次，1970 年改按年辦理，在1970 年、1979 年因政府組織更改，主持調查的單位由原來的臺灣省政府，再增加臺北市政府及高雄市政府。1999 年因精省，原省府辦理部分，改移由行政院主計處主辦，目前由北、高二市主計處及行政院主計處按年共同辦理調查事宜，臺灣地區資料之彙總、編製報告則由行政院主計處中部辦公室負責。（行政院主計處，2005a、2005b）該份社會調查不僅歷史悠久，其調查內容亦已成許多社會問題剖析的重要原始資料來源。該份資料已被收錄於盧森堡所得調查研究（The Luxembourg IncomeSurvey Study）中，成為極少數國際學術研究者容易取得的臺灣資料，為國際上比較所得分配與貧窮的重要資料來源。[4]這些理由，皆是本文選擇以該資料做為引介對象之因。

雖然調查研究可能是社會科學家收集原始資料最經濟的作法，（ Babbie,2001:238）但這不意謂調查研究所得的資料皆具備良好品質。調查資料從抽樣架構（sampling frames）建立至電子資料建檔完成的一系列過程中，皆可能會產生誤差，各種誤差[5]的多寡會直接影響調查資料品質。但何謂資料品質（DataQuality）？事實上並無一致性的定義，傳統上，統計學家通常認定資料品質就是指資料的正確性（accuracy），調查者透過比較樣本與母體間的偏誤（bias）、變異數（variance）與平均誤（mean squared error）等統計量來衡量資料的品質。（Groves,1987）但此狹義的界定卻無法完全表達資料品質，這個多面向的概念，尤其是在不同調查時間、人力與經費的限制下，不同的領域的研究者對於資料品質的要求面向並不盡相同。（Stoop et al., 2002）

基於此，本文對資料品質採用較寬的界定，我們擬從相關性（Relevance）、正確性（Accuracy）、適時性（Timeliness）、連貫性（ Coherence ）、可近性（accessibility）、可詮釋性（Interpretability）等六個品質組成向度，（Statistics Canada,2003:85-92；Brackstone, 2000）來檢視家庭收支調查資料對於社會福利相關議題探析的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