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發展季刊

近年來，隨著《兒童權利公約》（CRC）與替代性照顧政策的推動，家庭式照顧逐漸成為我國兒少保護政策的重要方向，機構安置則被視為最後手段。然而，從實務現場來看，機構安置比例卻長期居高不下（衛生福利部，2025），呈現出政策理想與實務運作之間的落差。尤其在高風險兒少、特殊需求個案增加，且家庭式安置資源尚未成熟的情況下，實務仍然相當依賴機構的保護與安置，這使得機構安置在現行保護體系中的重要性，往往高於政策規範所呈現的優先排序。

我國自2003年修訂《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後，便開啟兒少保護工作的蛻變整合期，使相關實務有了更明確的法源依據，在此架構下，兒保社工被賦予在危急時刻進行家外安置的職權，承擔起國家保護的責任（彭淑華，2008）。2017年《兒童權利公約》（CRC）國家報告國際審查後，政府積極推動以親屬安置與寄養家庭為核心的家庭式照顧政策，期望逐步降低對機構安置的依賴，朝向去機構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的方向發展。不過在政策落實之際，如何在有限的安置資源與實務條件下，回應兒少的安全與照顧需求，為實務工作的重要挑戰。

回顧國內關於家外安置決策文獻，無論質性、量化或混合研究，大多著眼於風險評估、成案決策與影響安置與否之因素（尹欣如，2013；林茂熹，2019；施巧儀，2015；蔡雯瑾，2014）。這些研究提供了理解決策機制的重要基礎，不過，相較於是否安置的討論，當安置決策確立後，兒保社工如何進一步評估並選擇機構安置處所，其實務考量、主觀經驗與決策歷程則較少被深入討論。

彭淑華（2007）曾指出，兒保社工在安置決策中，經常面臨「寧缺毋濫」與「寧濫毋缺」的兩難處境，真實反映出社工在兒少需求與有限資源之間的拉扯。只是，在當前政策持續推進且機構安置為大宗的情況下，這樣的兩難是否消減或出現新的變化，以及兒保社工如何理解機構安置的定位，仍有其討論之必要。

基於上述背景，本研究試圖回到決策者的視角，探討在當前政策的脈絡下，兒保社工如何看待機構安置的功能與定位，並在各方條件中進行權衡以做出抉擇。也期望進一步了解，當政策理想進入到本土實務場域時，究竟發生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