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發展季刊

少子女化與人口結構老化現象的加劇，不僅促成了2008年臺灣人口政策白皮書的修正，同時亦成為臺灣兒童照顧政策的重要濫觴。最初，臺灣在兒童照顧政策的推動，主要是自2011年起開辦以排富與資產調查為主之「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日後則進一步在促進婦女就業的目標下，於公私實體服務並存的制度架構中，積極推動公私協力托嬰中心與非營利幼兒園。2018年起，政府透過財政補貼將私人保母、私立托嬰中心，以及私立幼兒園等納入體系以實施準公共化，形成由現金補貼、實體公共服務，以及以管制收費價格和托育人員薪資的準市場機制，共同構成了現今臺灣兒童照顧服務提供的主要型態。

現有對兒童照顧的研究，已有相當的成果。首先，部分學者從「公共財」視角論證了國家分擔養育外部性的正當性（鄭清霞、洪惠芬，2005），並分析政策如何從殘補式救助轉向「社會投資」，以整合家計與照顧責任（黃志隆，2012）。其次，針對「非營利幼兒園」，既有文獻則多將其定位為具備公部門特質的社會企業，在市場中「去商品化」與「教學正常化」扮演重要的角色（官有垣、杜承嶸、王兆慶，2020）。近來的研究，則更深入解析準公共化政策中的行政邏輯分化，揭示了跨部會在介入深度與管制思維上的顯著差異（王兆慶、王舒芸，2024）。

儘管研究多肯定準市場化模式帶來的「另類公共化」意義—如降低家庭負擔與提升涵蓋率，但現實數據顯示，這套以「投資」為名的策略尚未撼動少子女化僵局。根據主計總處與內政部官方統計，臺灣總生育率自2020年起連續跌破1.0，2024年僅約0.86，新生兒數跌至13.5萬人，2025年與2026年預估將持續下探歷史新低。這顯示單純的「平價化」與「準市場補貼」雖解決了工具性的托育需求，卻未能翻轉社會再生產的結構性危機，照顧赤字（care deficit）與照護勞動的價值貶抑依然深刻。

基於上述困局，本文提出以下的問題意識與章節安排：首先，當代福利國家的社會再生產危機，是在什麼樣的社會結構背景下產生？而當代社會福利理論又如何回應這種社會再生產危機的挑戰？其次，透過不同社會福利理論論辨的引導，我們嘗試重述臺灣兒童照顧公共化的歷史，同時並檢視這種論述發展背後的公共化邏輯。第三，結合社會福利理論的論辯與過往公共化的歷史發展過程，臺灣當前的兒童照顧政策能有什麼樣的回應策略？透過上述問題的回答，我們嘗試提出對臺灣兒童照顧政策的發展提出另一種不同路徑的公共化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