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前言

依據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2024）最新人口推估結果顯示，我國未來總人口將由 2024年之2,340萬人，減少至2070年之1,497萬人，其間青壯年人口將大幅減少，而老年人口則持續攀升，實際上臺灣已於2025年底正式邁入「超高齡社會」，65歲以上人口占比突破總人口數的20%，預計至2070年，老年人口將占總人口的46.5%，「高度老化」現象，儼然成為政府與社會各界必須優先面對的急迫課題。

再者，依衛生福利部截至2025年9月底的統計資料，我國約有124萬餘名身心障礙者，已超過總人口比率為5%，顯示國內每20位國民中就有1位是身心障礙者，而124萬多的身心障礙者總人口數中，65歲以上身心障礙者61萬8,279人，占身心障礙總人口比率的49.7%，人口結構的簡單質變，身心障礙人口的老化速度驚人，預示著整體社會照顧壓力的劇增。老化與障礙的雙重挑戰，使得照顧政策不再僅是少數人的福利，而是攸關整體社會韌性的核心議題。

本期以「超高齡社會時代身心障礙者照顧」為議題，收錄的論文共計29篇，其中專題論述20篇，一般論述9篇，相當多元、豐富。分別從不同觀點探討超高齡社會中身心障礙者的照顧議題，包括：社會參與和照顧支持的現況、挑戰、策略，不同障礙類別的特殊性，文化脈絡與偏鄉特性的考量，愈來愈受正視的失智症者照顧議題，以及身心障礙機構的照顧服務等，茲分別探討之。

貳、  建置身心障礙者照顧服務的新典範

邁入「超高齡社會」的浪潮，身心障礙人口的「高度老化」成為不容忽視的議題，這意味著「老化」與「障礙」高度重疊，傳統分流的福利體制已難以應對日益複雜的照顧需求。面對此一挑戰，制度整合、文化安全及社會參與，是不容忽視的三大面向。

政府於2026年推行的長期照顧十年計畫3.0（115~124年）融合《長期照顧服務法》與《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兩套體系，納入「身心障礙者長期照顧」專章，以確保「障礙主流化」能落實於政策核心，兼顧了因老化而導致障礙的族群獲得照顧，與本身先存在障礙情形，隨著年齡增長進入老化階段的這群對象，使之能夠提早獲得支持，提供高照顧負荷家庭分級服務，並建構一個兼具連續性與整合性的支持網絡。

障礙者的需求不僅止於「被照顧」，從「障礙形成過程觀點來看，障礙並非來自於單純的生理缺陷，而是個體與環境互動後產生的結果，若政策過度強調補助與安養，可能會加速高齡身心障礙障者退出社會，使其社會角色在制度實務中被邊緣化。「自立生活」不應只是重度障礙者的口號，而應成為所有高齡身心障礙者的權利指標，透過「個人助理」與「同儕支持」機制，確保障礙者擁有在社區生活的選擇權，讓「社會參與」成為衡量政策成功與否的最終標準，才能逐步遠離封閉式機構化的狀況。

參、 破除單一框架，回應非典型老化與主體尊嚴

• 醫療與社福系統的制度落差與合理調整

以唐氏症者與心智障礙者為例，其所面臨的是「提早且非典型老化」的嚴峻考驗，且伴隨高的阿茲海默症與慢性病共病風險。由於溝通能力受限與健康風險辨識困難，障礙者常在繁複的就醫流程中被延誤診斷。傳統醫療體系偏重疾病治療，社福體系則著眼於生活功能維持。化解此落差，必須依據障別特性進行「合理調整」，透過建構整合門診與醫療個案管理，提供醫療決策的支持，方能落實非典型老化群體的健康權。

• 實務介入的創新案（以綠色照顧為例）

面對中高齡智能障礙者的情緒波動、空間轉換焦慮與運動精細動作的退化，實務上機構導入以自然環境為媒介的「綠色照顧」模式，透過「綠種植、綠體驗、綠休閒、綠行銷」的漸進式結構化介入，大自然的多感官刺激能發揮行為治療般的「重複性動作療效」，顯著舒緩焦慮並減少情緒行為，讓高齡智能障礙者從「被動接受照顧者」翻轉為「生命照顧與成果分享的提供者」，重塑自我效能與主體自尊。

• 感官障礙者的尊嚴、自主與安全抉擇

以中途失明之視覺障礙者或視多障長者為例，照顧需求牽涉到深刻的心理權衡，研究指出，許多視障長者在現實情境中，往往展現出「自立生活重於替代照顧」的價值取向，寧可透過定向行動與生活重建訓練來保有採買隱私與生活主權，亦不願全然配合居服員的時間或接受不專業的人導法技巧的催促。同時，針對視多障者，機構需引進定向師等專業人力進行教育訓練，規劃聽覺學習導向的個別化日照課程；甚至需透過智慧手機教學等現代科技輔具，重新編織其超高齡社會下的社會參與網絡，因此在在證明，相關的服務應重視障別、心理、特質等差異，提供所需的服務，方能給予接受服務的障礙長者該有的尊嚴。

• 支持障礙者的親職權利

在家庭規模縮小的社會趨勢下，另一個被長期忽視的群體是「智能障礙父母」，當其原生家庭的支持（如外婆、祖父母）因老化或死亡而消失時，這群家長也漸趨老化，往往則陷入無力照顧障礙家人，而導至家庭崩潰的危機，突顯了「老障照顧」作為當代社會重要議題的迫切性。父母是障礙子女的一片天，是障礙孩子生涯發展的守門人，「父母身亡後子女的照顧安排」一直都是難以真正放手的生命課題，尤其是當子女伴隨高度支持需求時更是如此，然而如何協助智能障礙子女逐步發展自立與自主生活能力的議題，在本期的專論中，分享了日本在協助智能障礙者邁向自立生活過程中的經驗，在論文中指出，實踐協助智能障礙者邁向自立生活，並非單一模式或標準路徑，而是一段動態的歷程，在此歷程中，家長不僅是照顧責任的承擔者，更是轉銜啟動、生活想像與支持網絡建構的重要行動者。而自立生活的關鍵並不僅在於「是否離開原生家庭」或「是否具備自我照顧能力」，而在於家長能否在自身仍具備行動力與判斷餘裕的階段，逐步將生活的決策權與實踐空間，轉移並開放給障礙子女，亦即社會工作應從「單方面要求改變」轉向「與父母一起工作（work with parents）」，尊重障礙者的家庭及親職權利。

肆、  超越義務的束縛：在失智照護中重建孝道與靈魂的連結

隨著醫療科技進步帶來長壽社會，以及全球人口結構快速老化，失智症已成為二十一世紀最具挑戰性的公共衛生議題。世界衛生組織（WHO）指出，全球失智者已超過5,500萬人，且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此病。在台灣，預計到2050年，失智人口也將大幅增加至86萬人以上。本期兩篇專題論述和失智症的探討相關，分別審視隱藏在照護背後的文化枷鎖—「孝道信念」，以及長期被醫療體系忽略的核心維度—「靈性健康」。

• 隱形的病人：孝道信念的雙面刃

在中華文化中，「百善孝為先」是根深蒂固的倫理規範，對家庭照護影響深遠。然而，研究指出，孝道信念對照顧者而言是一把雙面刃。當照護者受限於「權威性孝道」，將照護視為不可違抗的義務、責任或家族期待，往往會陷入「抑己順親」的困境。這類照顧者常因社會期待而承擔一切，忽視自身的身心負荷，導致焦慮、憂鬱等生理壓力。特別是傳統家庭結構中的女性（如媳婦或女兒），常在職場與家庭間承受雙重壓力，「孝道」變成一種強制性的枷鎖，而非情感的流露時，照顧者往往成為了體制下「隱形的病人」。然而若照護者抱持「相互性孝道」，即源於親子間自然的愛與感恩，將照護視為情感的回饋時，往往能賦予照護行為意義感，進而減輕壓力會有主動尋求外部支持的現象，因此相關的服務宜有機制加以協助克服上述的挑戰。

• 遺落的維度：失智者的靈性尊嚴

與照顧者的壓力並存的，是受照顧的失智症患者被簡化的存在感。目前的長照政策雖強調「以人為本」，但實務運作仍過度聚焦於生物醫學模式與行政管理，往往忽略了失智者的「靈性需求」。靈性健康不應被窄化為宗教信仰，它涵蓋了個體對生命意義、自我價值、人際連結與超越性的追尋。

失智症者雖然認知功能衰退，但其靈魂並未混亂。他們仍保有情感反應與對意義的渴望，若靈性需求未獲滿足，將導致絕望感、無意義感等「靈性痛苦」，進而加劇行為問題。目前長照體系缺乏靈性評估的專業訓練，常將靈性照護誤解為僅是安排宗教活動，忽略了透過「理解性溝通與同在」來維護患者的人性尊嚴。文中指出破解失智照護的困局，急需要從政策、教育與文化層面進行全面轉向：（一）重構孝道內涵；（二）整合靈性照護至政策核心；（三）強化社會支持體系：如強化喘息服務、心理諮詢與經濟補助等。

伍、 偏鄉身心障礙照顧的在地解方

隨著超高齡社會，高齡與障礙交織的照顧議題，已成為無法迴避的深層社會現實。現行的福利制度，套到原鄉部落與前線離島時，如何調整，將之轉化為實質支持，是偏鄉服務的重要課題。本期透過兩篇原鄉、一篇離島的實證研究，應可引導讀者重新反思制度與文化的共同作用，供作政策調整之參考。

• 文化本身就是最豐厚的身障支持資本

長期以來，主流社會福利政策較易將偏鄉視為「資源匱乏」的被動救濟對象。然而，實證量化研究翻轉這種想法。在屏東排灣族部落的調查中發現，受訪者自評「受到族人文化影響（如家屋、長嗣制度、親族互助連結）」的程度越高，其對身心障礙者的認知、友善程度及整體接納態度皆顯著高於未受文化影響者 。在排灣族的宇宙觀與生活脈絡中，「障礙」不被視為獨立個體的醫療問題，而是鑲嵌在「家」的集體性與生命共同體之中 。

同樣地，在布農族原鄉的質性訪談中，高齡身障者會強烈渴望在熟悉的部落「在地安老」，是因為布農族核心的「部落互助」與「無私分享」文化，讓長者在田間勞動、教會聚會或文化傳承中，能延續尊嚴、安全感與存在感。這是促進身障平權與非正式照顧網絡最寶貴的「社會資本」。未來政策的介入，宜導入「文化安全」概念 ，將共享文化轉化為社區型支持網絡，打破「家族過度負荷」與「公共排除」的現象，並支持具有文化主體性的充權作法。

• 改善繁瑣行政與鑑定流程，順暢弱勢者的使用權

現行的申請鑑定制度與長照的流程，對於資源不足的偏鄉是困難重重一些調查顯示，申請居家照護或福利身分時，因為手續繁複、評估審核刻板、年齡門檻與不動產認定不公等因素，導致使用者常有「看得到、吃不到」的看法。另外，長照宣導缺乏具有族語翻譯與文化對等觀念的轉譯 ，易使正式制度與偏鄉原民之間築起了一道厚實的「文化落差」與資訊斷層 。在交通不便、地理空間限制、經濟效益不佳的偏鄉，若要去除制度性的冷漠與排除，政策手續的簡化、評估指標的因地制宜，是需好好思考的議題。

• 檢視並落實對家庭照顧者的支持

離島因交通不便、專業人力匱乏，導致相關服務未能充分發揮功能，因此相關的照顧體系很難不仰賴「家庭」來承擔與配合。在提供離島經驗的論文中發現，離島家庭不僅需負起（非正式）照顧責任，更需是正式制度得以運作的「先備條件」，亦即，家屬必須一肩挑起資訊取得、繁複行政申請、跨體系協調與跨島交通銜接等事務。過度承接照顧的責責，一旦家庭承受不了而導至崩潰時，社會的不幸事件就發生了，故政策的擬定，應將家庭視為制度最重要的夥伴、減少其為障礙家人的奔波，及實質資源的挹注，服務的績效方能彰顯。

陸、 身障機構的尊嚴轉型與政策考驗

當臺灣已進入「超高齡社會」時，社會目光多聚焦於一般長者的長期照顧 。然而，在社會的隱蔽角落，一群特殊的「資深住民」正正面臨更為嚴峻的生存賽局：身心障礙者。研究指出，身障者平均提早10至20年進入老化階段，這種「中年即老化」的現象，讓身障住宿機構陷入了「老中有障，障中有老」的雙重挑戰，亟需政策與實務界的轉型因應。

以雲林教養院的實證研究為例，高達85.2%的住民已超過40歲，步入老化轉折期，更令人關注的是「高齡久宿」的趨勢：超過六成的住民在機構居住超過21年，機構已成為他們生命終點的實質歸宿，這是服務數據的移轉，也是照顧強度的結構性質變。當住民的功能從「自理訓練」轉向「高密度護理支持」時，現有的身障福利體系相對需做好準備當前身障機構在轉型老化照顧時，面臨著的結構性瓶頸主要包括：（一）「不同工卻同酬」而引發的人才流失 ：也就是說，老化專區的工作人員承受著極高的醫療照顧壓力與心理負荷，但薪資待遇若未能與非專區同工做出差異化，是難以維持人力穩定；（二）醫療銜接的斷層：隨著住民慢性病與失能加劇，機構必須與醫療院所建立更緊密的協作機制，甚至是導入智慧醫療與科技應用，方能降低照護風險並提升效率。

面對上述困境，該教養院的經驗提供了值得借鏡的策略，包括：（一）所推動的「多層次老化服務」，不僅包含硬體上的老化照顧專區設置 ，更擴及法律層面的「監護與輔助宣告」，確保雙老家庭在父母離世後，住民的財產與醫療決策仍能獲得法律保障；（二）跨專業團隊的整合照顧，機構和醫療院所、心理支持系統、家屬等，建立更緊密的協作機制；以及（三）針對住民認知的生死議題，整合靈性照護，結合至政策核心體現了對障礙者生命尊嚴的最終關懷。

柒、 結論

超高齡社會的挑戰是全民的，而對身心障礙者的對策則是檢驗社會文明度的試金石，因此不能僅依賴單一體系的延伸，而應透過制度性、系統性的資源整合，結合政府與民間的力量，建構出兼顧個別化、族群文化、地緣差異性、機構服務對象老化與生命尊嚴的照顧支持體系。讓每一位高齡身障者，無論身在何處、屬於何種族群，都能在熟悉的社區中，享有平等的自立生活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