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發展季刊

全球約有800萬名兒童與青少年接受替代性照顧，其中又以遭受家內性侵害的兒少更需要特殊的治療與照護（Van Ijzendoorn  et  al.,  2020）。根據衛生福利部（2024）統計，性侵害案件的通報數從 2008年的8,521件增至2023年10,351件，呈現逐年增加趨勢；其中，遭受性侵害的兒少人數亦從2008年4,097人升高至2023年5,155人，且每年約六成的受害者為兒少。在2023年的性侵害案件中，加害人為家庭成員（包含直系親屬、手足、家長家屬及四親等以內的旁系親屬）計有870人，占受害者總數的9.22%。

家內性侵害不僅嚴重侵害兒少的身心發展，更帶來長期的創傷影響。研究顯示，遭受性侵害的兒少普遍存在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Cantón-Cortés & Cantón, 2010），且Lalor與McElvaney（2010）指出這些兒少常出現自卑、焦慮與憂鬱等身心症狀。更嚴重的是，這些兒少未來成為社政與衛政高風險個案的機率顯著提高，可能發生多重性伴侶、危險性行為、早期懷孕、涉入毒品與酗酒等問題，甚至自殺風險亦相對提高（Ng et al., 2018）。倘若這些創傷經驗未能及時獲得適當處遇，可能發展為終身難以修復的心理創傷（Paolucci et al., 2001; Spatz et al., 2008）。

在國內的性侵害防治實務中，社工員依據《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與《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下稱兒少權法）執行公權力，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的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下稱家防中心）負責受理、調查與救援工作，包括：24小時緊急救援、醫療驗傷、心理治療及法律諮詢等服務。此外，家防中心亦會評估兒少的身心狀況，並創造友善的訊問環境，以減少其重複陳述所帶來的再創傷。針對家內性侵害案件，則運用兒少保護結構化決策模式（Structured Decision- Making Model, SDM），若評估發現兒少持續面臨風險且缺乏保護資源，則立即啟動保護安置，以確保兒少的安全與最佳利益。

在兒少保護體系中，寄養家庭扮演著關鍵的替代性照顧角色。根據衛生福利部 2024年兒童及少年保護安置統計，寄養家庭安置人數僅次於兒少安置及教養機構，顯示寄養家庭在兒少保護中的重要性。然而，以下二個案例是筆者印象深刻的實務經驗，顯示遭受家內性侵害的兒少在寄養家庭的適應過程中，往往面臨諸多挑戰：

【案例一】十歲的小玲是一名輕度智能障礙兒童，在學校表現出遭受性虐待的跡象。經調查後，由於無法確定施虐者身分且父母被評估為無法保護她，小玲被安置在寄養家庭。在寄養期間，小玲展現出身體界線模糊、喜歡黏人及主動對人示好等性創傷行為。寄養家庭因無法應對這些行為而要求轉換安置，最終小玲轉至機構生活。

【案例二】國中生小玉自小學一年級起遭受父親長期性虐待，直到小學六年級才揭露。然而，家人的不信任，尤其是母親，導致小玉被安置於寄養家庭。在三年多的寄養期間，小玉雖接受身心科診療，但家人持續的不信任嚴重影響其康復過程，甚至因PTSD而需住院治療。

這二個案例深刻反映了遭受家內性侵害的兒少在寄養家庭適應過程中所面臨的挑戰，也讓筆者意識到寄養家庭在照顧此類兒少時，可能面臨的困境與資源缺乏。筆者現服務於地方政府家防中心，於公部門保護服務領域從第一線人員至督導、主管，並有兒少保護、性侵害及成人保護之實務經驗。這些經驗成為筆者撰寫本文的動機，希望透過探討創傷知情（Trauma- Informed）概念在寄養家庭照顧實務中的應用，提供更適切的支持與因應策略。筆者結合自身實務經驗，提出本土化的操作建議，並探討未來在此議題上的發展方向，以期提升寄養家庭的照顧品質，使受創兒少獲得更完善的支持與復原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