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發展季刊

　　在處理家暴與性侵害案件的過程中，保護性社會工作者（文後簡稱「社工」）承擔著極高強度的工作壓力與情緒負擔。這些案件涉及深層的創傷經歷，社工需要理解案主的情感需求，同時提供專業協助。然而，這種高度情感投入的工作，不僅使社工面臨情緒勞動的挑戰，還可能導致其經歷替代性創傷（Baird & Jenkins, 2003）。替代性創傷的形成源於社工與案主的情感共鳴，當社工為了更好地理解案主的創傷經歷而進行情感投入時，可能會無意間經歷類似的情緒困擾，進而影響職業生活和心理健康（Jenkins & Baird, 2002）。除此之外，保護性社工的工作負擔往往超過其承受範圍，在執行工作時，社工除了承擔個案管理的多重需求外，還需面臨來自科層體制（bureaucracy）的壓力，這些體制困境會造成社工工作耗竭與創傷經驗，導致人才流失，加重工作負擔，影響專業表現和工作滿意度（汪淑媛，2008；邱琇琳，2005；彭瑞妍， 2020）。創傷知情（trauma-informed care, TIC）考慮到受害者長期的影響與目前面臨的困難，是一種強調理解和回應個人創傷經驗的框架（Knight, 2015）。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與實務工作注意到創傷對助人工作者的影響，及創傷知情培訓、支持和自我照顧的必要性，以幫助那些與創傷個體一起工作的助人工作者，確保他們的身體與情緒健康安全（Salloum et al., 2019）。尤其在保護性業務中，社工既是創傷知情服務的提供者，同時也是受體制壓迫的當事人。本研究藉由訪談保護性社工的工作處境，探討現行臺灣保護性業務對社工產生體制障礙，進一步從創傷知情的原則檢視現行體制對保護性社工造成體制傷害經驗，呈現實施創傷知情實踐的重要性，並提出幾點建議，降低社工的創傷性影響，提升社工專業生活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