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發展季刊

　　日本高齡者的貧窮問題正日益嚴重外，社會救助的家庭數更創歷史新高，並與世界各國相比仍舊是很高的水準（伊藤周平，2020，頁1-2）。尤其是，隨著宏觀經濟變動導致公共年金給付水準下降，以家庭主婦為主的低收入家庭面臨生活困窘的風險，特別是喪偶的情況，使得女性貧窮化問題更加嚴重，相反地更應針對年輕世代，提供公共年金、就業以及資產形成的多元資訊，並協助制定老年生活的規劃（丸山桂，2022，頁27-28）。特別是，未來高齡的貧窮人口，主要是以離婚女性和終生未婚女性為主，而非家庭主婦，儘管家庭主婦是公共年金制度的第3號被保險人，係被受雇者或者是公務員扶養並能在領取老年年金給付與遺屬年金等制度受惠，但在男女性別就業差距的社會背景下，離婚及終身未婚女性將面臨更大的生活困境（䪨垣誠一，2016，頁34）。可知，女性因為社會結構問題，而與男性相比會面臨更多的貧窮化問題。

　　因此，日本政府設計「生活貧窮者自立支援」制度，擴大低收入者的社會支持網絡，並且以預防貧窮為主，並在社會保險及社會救助之間增加照顧體系（船水浩行，2022，頁59）。然而，高齡女性的貧窮率相對較高，尤其是單身高齡女性的貧窮率占4成，所以建議確保高齡者的所得保障為主的最低生活水準保障及擴充住宅制度（王靜，2023，頁55）。但是，高齡單身女性的相對貧窮率在長期趨勢來看仍呈現下降趨勢，雖與其他家庭類型相比，仍處於較高水準，並且有高貧窮率的高齡單身女性人數增加，未來的情況可能會更加嚴重（藤森克彥，2018，頁12）。主要原因係女性因結婚或者是生育之後，而變成要從事打工的工作，且因打工是臨時性工作，不僅是和正式員工相比有較低的薪資，以及不安定的就業雇用關係，最後導致成為最底層的低薪勞動者（中野裕史， 2012，頁119-120）。因而被日本公司從員工入職到退休期間，持續雇用該員工的「終身雇用制度」排除在外，形成M型社會（M-Form Society）的就業結構，女性在社會階層當中更處於不利的地位（中井健一，1994，頁62-63）。

　　由此可知，在日本的正式員工與非正式員工相比，非正式員工的薪資較低及就業缺乏安定性，且大多是由女性擔任非正式員工，係因為女性要照顧家庭，而往往從事具有高彈性時間打工的同時，而在社會結構及就業制度裡，被引導從事社會底層的就業工作，不僅剝奪家庭主婦的經濟獨立，也加深男女性之間的貧富差距等，亦對整體社會的經濟活動產生負面影響。值得一提的是，高齡單身女性每個月最低生活費大約為15萬日圓(約新台幣3萬餘元)，超過單身高齡者平均每個月領取的年金給付金額2萬日圓（中澤秀一、小澤薫，2018，頁68）。尤其是，以女性擔任戶長的貧窮風險較高，因此，公共年金扮演所得重分配的角色，其防止貧窮的效果更加顯著（渡邉雄一、曺成虎，2016，頁7 ）。另為防止高齡者的貧窮風險問題，並讓高齡者能夠長期就業，提高領取公共年金的年金給付及擴充私人年金，並重視「減少貧窮」與「年金給付」的制度同時並存外，對於運用資產所需的金融素養教育，也越來越需要受到重視（西村智，2020，頁106）。此外，當被保險人提前申請老年年金時，年金給付將相應減少的「減額年金」則會成為高齡者失業的所得保障中擔任重要的一部分，尤其是修正減額年金的比率時，更有必要審慎檢討對貧窮風險的影響（山田篤裕，2020，頁 88）。特別是，公共年金對於高齡者的防止貧窮功能，可以補足和家人居住時的扶養能力不足的部分（渡辺久里子、四方理人，2020，頁62）。由此可知，為減少女性貧窮問題，國家有責任實施相關行政措施，進行妥適照顧，例如給予適當的年金給付或者是實施完善的就業措施等。

　　另外一方面，日本女性貧窮化的原因主要在於行政資源的不完備及現在的社會福利制度是根據以往的家庭及結婚觀念所設計，尤其是主要以支持女性世代的生活並支持自立，而有必要從性別的角度研究貧窮問題（杉本貴代栄，1997，頁112- 113）。此外，因為貧窮的因素複雜且眾多，因此，本文主要以日本厚生勞動省及內閣府相關的官方資料及專家學者的學術著作進行分析，探討超高齡社會的日本女性貧窮化現況，以及日本政府於2024年所實施最新的脫離貧窮相關行政措施，最後則給予同樣已邁入超高齡社會的我國提供政策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