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發展季刊

　　談及老人照顧，擁有高老年人口比例且享有普及和良好老人福利服務的北歐諸國，是社福領域時常學習、取經的模範，因而有「北歐照顧模式」（Nordic care regime）、「斯堪地那維亞社會福利服務模式」（Scandinavian social service model）等用詞出現（Rauch, 2007），而瑞典又以其特殊的政治體制與福利制度，成為最為人熟知的北歐國家之一（Andersson & Hilson, 2009）。當中，瑞典的老人照護以其廣泛的普及性（universalism）、照顧責任的去家庭化、無資產調查等福利特性而廣為人知（Peterson, 2017）。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2023）的健康報告書指出，2021年瑞典政府花費於長期照顧總支出占GDP比例為OECD國家中排名第三高（排名第一為荷蘭，第二為挪威），可見瑞典為已開發國家中，對長照政策最重視的政府之一。早年臺灣的本土文獻亦認為，瑞典為老人照顧服務的先驅，去機構化、在地老化等現今指標性的照顧概念，均能追溯到該國的提倡與發源（吳淑瓊、莊坤洋，2001）。

　　然而，事實上瑞典自1990 年代起便經歷一連串社會福利的縮減、民營化與市場化，其稅收所得重分配的效果也下降許多，其福利服務去普及化（ de- universalization）的現象，使瑞典老人福利領域亦受到極大影響（Bengtsson & Jacobsson, 2018）。Peterson（2017）更指出，瑞典自1990年代以來在預算有限的狀況下，在身心障礙者、兒童、老人等人口群中，優先選擇重視了前兩項人群，使得老人福利成為福利縮減的最大「受害者」。另一方面，晚近諸多文獻指出， 瑞典的老人照顧服務在委外制度的興起下，經歷了一連串劇烈的民營化與市場化，公共照顧服務不僅數量逐漸縮減， 服務的資格門檻也逐漸提高（Meagher & Szebehely, 2019; Peterson, 2017），進而威脅過往瑞典著名的普及式照顧特性，也導致了照顧的再家庭化（refamilization）、福利服務的社會階級分隔等危機Szebehely & Trydegård, 2012）。Rauch（2007）的比較研究更指出，在老人照顧服務中，若是論及「北歐模式特性」中的普及性、公共性、及去家庭化等特質，瑞典則已被丹麥、挪威超越。以數據來看， 瑞典老人照顧服務提供者的民營化比例從1990年的1%，躍升至2010年的16%（Stolt et al., 2010）。且委外後民營化的照顧服務多為少數幾間大型的營利單位承接，恐將產生損及照顧品質的隱憂（Winblad et al., 2017）。

　　若以長照機構為例，臺灣在老人照顧服務議題上的「營利與非營利」之辯論由來已久。陳正芬與官有垣（2011）認為， 臺灣機構式長期照顧組織定位雖仍在營利與非營利光譜擺盪，但服務提供的本質卻早已向營利靠近。另，國內學界亦經常針對老人照顧服務的「社會目的」與「經濟目的」的利弊進行討論。目前臺灣的照顧市場，同時存在著「非營利性質的大型財團法人」與「營利性質的小型機構」共同生存的局面，當中，即使是非營利機構， 仍必須採取市場競爭的邏輯以求服務的生存（王兆慶，2013）。

　　晚近，國內較少見對於瑞典老人照顧服務轉往民營化、市場化發展的現象進行討論，也較缺乏對於瑞典老人服務實務現況的整理。國內雖有黃源協（2003）的政府委託研究，探討瑞典社會福利的民營化脈絡，然而其年代考察為2000年以前，當時的研究認為還無法明顯看出瑞典福利市場化的影響，可見此議題有後續探討之價值。

　　雖然瑞典目前仍作為福利國家的重要代表之一，且若與其他已開發國家比較， 其民營化程度仍不算是最強烈。但其本身從幾乎全面的公共性服務而開始放寬轉往開啟民營化大門的過程，仍值得當前的臺灣了解。究竟是甚麼樣的發展脈絡，使得瑞典晚近愈趨重視消費者選擇權，且使得老人服務的民營化與市場化比例愈來愈高？在瑞典委外給營利單位提供老人服務之際，其如何維持過往福利國家的角色？ 瑞典的變化能對臺灣老人長期照顧帶來何種借鏡？

　　最後，進入討論之前，值得釐清的是，目前瑞典老人照顧服務仍主要規範於政府體系下，且由稅收出資。因此，本文所探討之「民營化」定義，乃指政府透過委外契約將社會福利外包給民間單位（特別是營利組織）之現象。綜上所述，本文旨在：（一）討論瑞典社會政策演變，了解民營化與市場化的老人照顧服務出現之歷史脈絡；（二）簡介兩大瑞典老人照顧服務－居家服務與機構式照顧內容，針對此兩種服務進行瑞典與臺灣的簡要比較；（三）分析瑞典老人照顧服務之發展趨勢，提供臺灣借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