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發展季刊

　　我國推動保護服務工作（註1）是以三級預防架構為基礎，可分為「初級預防」―強調教育與宣導，透過社會教育與大眾宣導，建立一般民眾對家庭暴力／性別暴力問題的正確認知與觀念，透過提升全民反暴力意識，改變助長暴力的社會觀念與文化價值，及時遏止、降低家庭暴力／性別暴力事件的發生與再發生；「次級預防」－強調辨識與通報，建立單一通報窗口及責任通報制度，即時發掘潛在的家庭暴力／性別暴力高風險族群，在風險因子惡化前或擴大前，即早發現、介入救援；「三級預防」―強調保護與處遇，透過跨網絡資源整合，在家庭暴力／性別暴力事件發生後，提供被害人各項保護、處遇與創傷復原服務。

　　根據衛生福利部（以下稱衛福部）調查資料顯示，我國18－74歲曾有或現有親密伴侶的婦女，遭受伴侶暴力的終生盛行率為19.62%，一年盛行率為8.99%，意即在臺灣，每5名女性有1名在其一生中曾遭受親密伴侶的暴力，每11名女性有1名在過去一年內曾遭受過親密伴侶的暴力（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2021）；每100名老人中，有8名曾遭受家庭暴力（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2021）。另根據家庭暴力通報統計資料，2016－2021年平均每年受理12萬件家庭暴力通報事件，每4－5分鐘就有一件家庭暴力通報事件；每年約有 1萬名兒童少年遭受父母、監護人或主要照顧者不當對待。這些家庭暴力／性別暴力被害人遭受暴力的創傷經驗，不僅對其一生各階段之心理及生理健康狀態造成不同程度影響，還須付出相當高的醫療成本（註2），所衍生的社會成本與勞動力損失更是難以估算。

　　從家庭暴力／性別暴力防治三級預防概念來看，僅關注暴力發生後的危機救援與創傷復原工作，未積極採取初級預防措施，並無法防止或減少暴力事件的發生，亦難降低因暴力事件造成的醫療支出與整體社會經濟損失。基此，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2012-2020全球預防暴力運動的行動計畫》即指出，有效的防治行動之一是要從前端預防暴力的發生，又鑒於對婦女的暴力行為根源於性別不平等、歧視和有害的社會文化規範，WHO因而提出預防婦女受暴應以改變助長暴力的社會意識和文化習俗，並加強非暴力規範作為策略，又社會大眾對暴力的態度與家暴發生情形息息相關，若社會大眾對暴力抱持「姑息、容忍」的態度，則婦女受到暴力對待的發生率較高，且旁觀者對周遭發生的暴力事件也較會冷眼以對，以致被害人難以求助而更易陷入受暴的循環。因此，強化初級預防工作推動，促使社會大眾覺察與破除根植於社會權力結構與傳統文化價值的家庭暴力／性別暴力迷思，建立社會大眾集體反暴力意識，營造暴力零容忍社會氛圍，從前端預先防範暴力事件的發生與再發生，實為衛福部現階段保護服務工作的發展重點。

　　至於該如何推動初級預防工作，Harvey等人（2007）依生態系統理論，就處遇之場域與對象提出7種性別暴力初級預防模式，其中之一為以社區為基礎的本位預防（Community-based prevention），強調在資源有限的環境中，社區的投入和努力對於預防親密關係暴力和性暴力十分重要。由系統觀點來看，除了個人、家庭與學校外，社區亦是重要的介入單位；相較政府單位，社區因在地性、可近性高，更能貼近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也更有機會及早發現暴力的存在，及時伸出援手，避免憾事發生，可謂是預防家暴與性別暴力事件發生的第一道防線。又個人及其家庭的人際互動與生活鑲嵌於社區網絡，深受在地社區人、事、物的影響，社區中的重要人士（如：村里長、地方意見領袖、志願組織幹部等）對具有共同生活圈的社區居民來說，不只是「旁觀者」，更是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他人，游美貴（2014）研究指出，臺灣家暴被害人在求助及復原過程中需要家族和鄰里的正向支持，社區亦是被害人長期復原的重要資源；透過長期培力社區發展服務知能、促進社區提供預防性服務、建立社區支持網絡、發展社區賦權方案等行動策略，能讓社區成為暴力預防的基地，支持被害人長期復原，讓被害人在服務結案後，得以回歸社區生活，達到終止暴力再發生的最終目標。因此，善用社區在地組織與重要人士的力量及社區資源，透過社區動員和集體參與破除助長暴力的迷思，創造「暴力零容忍」的社區集體意識，將反暴力作為社區發展的共同目標，實為成功推動保護服務初級預防工作的重要關鍵，並與行政院核定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強調「以預防為優先」及「建構以社區為基礎的防護體系」之計畫目標與精神相互應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