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發展季刊

所謂「創傷」（trauma）意指會造成身體或是情緒上損傷的傷害；在一般醫學的領域中，身體上嚴重的傷口謂之創傷，在精神醫學的領域中，情緒上的痛苦、壓力或是驚嚇的經驗，導致在身體上或是精神上造成嚴重後果的經驗，謂之創傷（Medical Dictionary of MedicineNet, 2006）。在助人專業的社會心理領域中，對創傷的定義大都以精神醫學領域的定義為主。根據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美國國家衛生院）（1995）的分類，創傷的來源包括：天災（natural disaster）、重大意外事件（serious accident）、遭受強暴（rape）、遭受俘虜（being held captive）、遭受性或身體虐待（sexual or physical abuse）、被綁架（kidnapping）或是戰爭（combat exposure）。如果以上述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的創傷來源作為標準，對照行政院主計處（2005）出版的中華民國統計年鑑中社會保障及福利的分類，以及台北市社會局所提供服務的分類，在台灣，造成創傷的來源，大略以天災、遭受強暴以及遭受性或身體虐待為主。

近年來，台灣社會快速變遷，導致家庭快速解組，家庭暴力問題已經成為國家公權力必須介入的問題，不再屬於私領域的問題，因此家庭暴力問題成為各縣市政府必須介入的議題，也必須對家庭暴力的加害者、受害者、甚至目睹的兒童提供相關的服務。對於家庭暴力的加害者、受害者、目睹兒童而言，他們的遭遇都是一個創傷的經驗。除了家庭暴力問題之外，性侵害、天然災害（地震、水災）等的受害者，也是近幾年來台灣社會福利機構經常處理的個案。天然災害的受害者，面對一夕之間失去家人、失去財產、失去健康等的創傷經驗，短時間的災害，卻可能讓受害者沈溺於長時間的創傷經驗之中。在悲劇發生之後，如何能夠從創傷中復原，不但是個案必須面對的挑戰，也是一個專業人員必須提供的主要服務。

創傷復原的歷程，是大部分第一線從事直接服務的社會工作人員所要接觸的問題。在台灣社會問題種類快速變遷之下，社會工作的教育必須適度的反映社會的變遷，並且依照需要，調整課程的內容。然而目前台灣的專業教育之中，對於創傷議題的討論仍屬不足，還有許多努力的空間。因此，研究者在這幾年接觸處理相關議題的社會工作人員時，經常發現許多第一線的社會工作人員，在處理創傷個案的復原過程，每每產生無力感。再者，創傷的復原歷程（trauma recovery process）是一個複雜、且牽涉許多面向的議題（Hesse, 2002），因此創傷的復原過程相當耗費時間以及精神，無法從創傷經驗中復原，不但使得受傷的靈魂繼續受苦，更會加重社會的負擔。所以，創傷議題的認識與教育，是台灣目前極為需要的。

台灣對於創傷議題的了解與討論集中於創傷後壓力症候（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簡稱PTSD）的症狀、產生的原因及處理的方法（王維芳，2000；沈勝昂，2001；林耀盛，2001；林耀盛、陳淑惠、洪福建、曾旭民，2005；范國勇，2000；陳宇嘉、王琇蘭，2001；陳淑惠、林耀盛、洪福建、曾旭民，2000；黃慧菁、劉雪娥，2000；蘇秀娟、李慧貞、林建志，2000），這些論文提供了讀者有關西方文獻中，對於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認識與辨識的指標與處理的原則，換句話說，提供了讀者對於PTSD的廣泛認識。另外一些論文則是對於創傷復健（rehabilitation）或是復原力（resilience）的討論（李俊源，2000；吳麗琴，2003；洪福源，2005；高淑貞 邱英南，2002；曾文志，2005；廖秀敏，2002；蔡素妙，2003；蔡素妙，2004；謝儒賢，2002）。雖然論文的篇數不少，但是論點幾乎相同，多數仍舊停留在PTSD的了解。當台灣社工界對於創傷與災變案主的處理需求愈來愈多的時候，對於創傷處理模式應該更多元才能符合不同案主的需求。因此台灣目前仍舊需要對於創傷處理有更多的知識與了解。

近年來，在美國經歷數次颶風（hurricane）的侵襲以及紐約世貿大樓的慘劇之後，對於災害的研究以及災害／災變社會工作有頗多的文獻發表，研究者回顧這些文獻時發現，有一個新的角度出現，就是以spirituality（研究者將之翻譯為「靈性」）做為協助案主從創傷中復原的方法。Weaver, Flannelly, Garbarino, Figley, and Flannelly（2003）回顧了西方在創傷領域中權威的期刊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在西元1990～1999年間出版的論文，發現共有4.7%的論文和「靈性」（spirituality）有關，顯示這個主題已經加入創傷復原的領域之中。

為何靈性的角度會加入創傷的處遇過程中呢？西方在創傷處遇領域中，重視靈性角度的興起和女性主義（feminism）以及重視多元文化（diversity）的興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女性主義的核心價值之一就是強調必需重視不同種族、性別、社會階層等的影響，因此許多學者開始研究北美洲的原住民以及非洲裔婦女，發現協助她們的方法通常必需將她們的文化納入助人過程當中，意即，將靈性（spirituality）的層面加入協助的過程才會產生效果。所謂文化（culture）意指一組價值、信念、或是規範，可以主導人們生活的樣貌，每一個文化都有特別重視的價值，非洲裔文化（Afrocentric paradigm）就特別強調靈性的層面。有學者認為靈性的定義是指，宗教信仰，或者是生活的意義（meaning making）。在非洲裔文化的定義中，所謂「靈性」（spirituality）意指宇宙當中看不見的物質，而這個物質可以將人們結合在一起，也可以將人們與偉大的神連結在一起（Schiele, 1996）。靈性是一種超越個人存在、能夠連結宇宙並穿越日常生活事物的力量，宗教活動就是靈性活動的型式之一[1]（Connor, Davidson, & Lee, 2003）。人類是靈性的動物，釋放靈性的能量才能促使人類相互溝通。重視靈性的文化認為，由於人類過度重視物質而忽略靈性的需要，所以才會產生暴力、物質濫用等的不恰當創傷適應（coping）問題。而療癒這些問題的方法，就是將靈性與人類其他部分一樣重視，使得人類成為一個完整的個人。由於尊重不同文化的療癒方法的興起，使得北美洲原住民以及非洲裔文化中重視「靈性」的療癒方法，變成創傷復原重視的方法之一，這就解釋為何協助北美洲的非洲裔或是原住民的婦女時，必需加以靈性的角度，因為這樣的協助方法，是和她們相信的治療／療癒是一致的。

研究者在從事一篇天然災害受害女性的經驗的研究中發現，研究中的受訪女性所遭遇的創傷種類與程度不盡相同，有些受訪者失去家人，有些人失去健康與工作，有些人失去部分財產，有些人心靈受到創傷；在創傷復原過程中，有些人感謝縣市政府社會局社工員的幫助，但是有些人則非常感謝宗教以及宗教人員（包括基督教與佛教）的協助，認為是宗教救贖了她們，當然其中有人也是同時接受社工員與宗教人員的協助（劉珠利，2006）。在進行這個研究的資料收集與分析的過程中，研究者不斷的思考，這兩種協助的方法，既然都可以幫助遭遇到創傷經驗的案主，這兩種協助的方法有何異同？兩者可否形成合作的關係／方法？研究者的這個想法和前述西方在創傷復原／療癒的新取向不謀而合，因此引發了研究者探討靈性／宗教取向在創傷復原上的角色。本文以：在台灣宗教與社會工作能否合作？如何合作？作為本文所欲回答的問題，期待能給社會工作在處遇女性受創傷經驗案主，提供實務上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