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發展季刊

近年來，臺灣社會逐漸形成一個共識，少子女化和高齡化困境已經達到「國家安全問題」的程度。生育率曲線三十年來急遽下降，舉世鮮見。近年臺灣更連續居於世界最低生育率國家之一，政府多年來提振生育率無方，有效因素彷彿僅剩「龍年」一項。極端失衡之人口結構將在未來半世紀更形惡化：臺灣青壯人口將從2014年佔總人口74%，降為2061年的50%；高齡人口則將大幅度增加，由12%遽升至41%，超越世界「最老」的日本（行政院國發會，2014）。這樣的國家／社會，是沒有存續的可能的。在這當兒，青年貧窮有如海嘯襲來，挾帶著世代正義的怒號，令整個社會幾乎束手無策，議論紛紛，開始了解到少子女化是因為青年低薪、失業，窮得無法（多）生養小孩。

同樣面臨高齡化與少子女化危機的國家中，日本於1990年代學習北歐，建置普及長照服務，而後於2000年開辦長照保險，服務涵蓋率高達老年人口之18.5%，遠高於OECD國家之平均11%（Chon, 2014）。但日本開辦長保時也開放營利，弊端開始出現，長照職場之勞動條件始終不佳，造成人力招募與留任困難，影響照顧品質（日經Business, 2012）。再者，日本生育率低導致高齡化速度太快、服務不足，每年仍有10多萬就業子女離職回家照顧親人，引發貧窮問題（樂羽嘉，2015）。德國與韓國則在服務不普及時就開辦長照保險，並開放營利，導致長照職場之勞動條件更形惡化，無法吸引與留任本國人從事照顧工作，且德國長保領取「現金給付」者比例高，實際上係仰賴家人與外勞照顧（王品，2012; 2015a; Chon, 2014）。其結果係三國之家屬（主要是女性）負擔仍然沉重，且面臨職涯中斷與女性（老年）貧窮。

上述諸國（包括我國）均未曾多加注意的因素是女性。著名女性主義學者Hernes（1987）指出，「女性作為有酬與無酬照顧者、主要的高齡人口、越來越不情願的生育者，站到了人口難題的中心點上，因而成為經建政策的中心考量」。福利學者Esping-Andersen（2009）亦指出，現代家庭所面臨的最嚴重問題之一是如何平衡事業與母職；因此平價、可近的托育服務具有無可取代的重要性，然而這絕對不可能來自自由市場，而必須由國家負起責任。同理，長照服務也必須以公共化的方式普及提供。北歐國家就是以公共普及照顧服務協助女性平衡事業與母職，讓生育率全面提升的成功實例。

北歐所發展的普及公共托育與老人長期照顧服務體系，一方面能提供女性大量的非低薪照顧工作機會，促成女性充分就業，穩定生育率，有效消除女性與兒童貧窮。另一方面，普及公共托育政策是透過「投資於兒童」而投資於社會的未來，它讓社會不同階層的小孩能共享高品質托育，為每個小孩奠立往後教育和職涯成功的基礎，使他們能從事知識經濟活動（Hemerijck, 2009: 98-99）。藉此雙重平等效果，才足以根本的因應當今最棘手的預防貧窮課題，包括女性、青年、兒童、（女性）老人貧窮（Esping-Andersen and Myles, 2009）。

此外，相較於其他高齡國，北歐的公共老人長期照顧還具有三大特色（王品，2015b）：一、勞動條件合理，能吸引國民（包括年輕人）從事照顧工作，不僅創造大量薪資合理之就業機會，增加家庭收入，也讓長照服務普及。二、公共照顧服務普及，讓家人樂得跟著投入，這種「一（政府提供照顧服務）＋一（家人參與照顧）」的政策真正達到促進家人感情、支持家庭的效果。三、北歐的長照服務具有預防失能的功效，故其高齡人口比率與人數雖逐年升高，但失能情況卻能延後發生或延緩惡化，提升整體社會老人的生活自理能力與尊嚴，更達到撙節社會資源的效果。

由於公共照顧服務系統做得好，北歐女性呈現高學歷、高就業、高生育的正相關，是符合新世紀需求的配對（見圖1）。相較之下，台灣女性生涯呈現高教育、低就業、低生育的矛盾狀態，婚育年齡之後成熟女性勞動力大量流失，造成我國社會力嚴重落後其他經濟發達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