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發展季刊

臺灣地區推動社區工作三十餘年來，雖有績效但始終不夠落實，政府單位輔導社區三、五年後，一旦政府資源不再持續投入，社區工作將不能繼續發展、不能維持其成果（黃大洲，一九七五；徐震，一九八一、一九九九）。另一方面，行政院文建會自八十三年大力推動的社區總體營造，雖被喻為社區工作的新模式（徐震，一九九七），惟亦存在著專業團隊撤出及政府放手後，有後繼無力、維持不易的困難（黃維憲，一九九九：一八○）。

民國八十四年內政部舉行「全國社區發展會議」、八十五年內政部核定實施「推動社會福利社區化實施要點」，「社會福利社區化」成為社區發展的重點政策之一，也被學者寄予厚望，認為是社區工作的第二春（萬育維，一九九八：一七─二七）。此外，政府各部門在社區永續發展的理念下，各本業務推動各種社區型方案，期待運用社區工作的方法，將各項政策落實到社區中。惟這些大量投入社區的方案，是否能落實並獲得預期的政策效果，是否如同社區發展或社區總體營造般，存在政府資源退出後則不能繼續發展及維護的問題，亦是許多社區工作研究者所關心的問題。

除了政府從「由上而下」的角度來思考社區工作外，亦有學者專家與民間人士主張從民間、草根、民主結社的角度來思索社區工作（陶蕃瀛，一九九九六。尤其隨著政治的解嚴，臺灣地區充沛豐富的社會力（蕭新煌，一九八九），大大的改變臺灣的社會生活，快速發展的社區議題及自主的社區發展運動，改變臺灣地區的社會結構特性，亦有學者認為臺灣已經進入社區時代（林振春，一九九九），以及具有公民社會的部分特性（顧忠華，一九九九）。至此，雖然社區居民比以前更關心切身日常的社區生活，並透過對生活空間的認同及行動參與，進行社會的改造與發展，並以居民間自發性的社區合作與規約，彌補政府與法律在日常生活細節上的不足，實質提昇民眾的生活品質。但是由於社區工作並未真正的「解嚴」，且受到政府政策及行政立即績效的要求、政治勢力的地方經營與動員等力量的擠壓並未能有效落實，而呈現一種熱鬧而成效無法累積的情形。

鑑此，本文從澄清當前臺灣地區之社區工作問題出發，進而區分都市與鄉村的社區工作，並以民眾結社參與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角度，來回應當前都市社區工作的諸般問題，以及找尋推動都市社區工作的有效方法，建構可能的工作模式與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