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發展季刊

自1987 年政府解嚴以來，隨著經濟自由化、政治民主化、社會多元化的改革，國民經濟日益增強，政府施政與國人視界逐漸與世界接軌，促進我國與國際及大陸間經貿、文教、旅遊之交流廣泛。此外，伴隨著國際化、全球化的腳步加速，以及兩岸之探親、文教、體育交流頻繁，我國國民與外籍及大陸人士通婚之情形日漸增加。目前臺灣男性與東南亞地區婦女之婚姻關係，大部分係透過婚姻仲介媒合，儼然成為「速食婚姻」，雙方感情基礎薄弱，而婚配的新娘普遍為經濟弱勢，經濟因素是她們願意接受跨國婚姻的主要原因，藉以改善娘家經濟狀況。（內政部，2003a）。

國內學者研究指出，臺灣社會一直以來都是以「外籍新娘」、「大陸新娘」來稱呼這些嫁入臺灣地區的東南亞國家、中國大陸婦女，「外籍新娘」、「大陸新娘」的用語在臺灣媒體、仲介業者、政府的多重塑造下，似乎代表著兩種意涵：「外籍」、「大陸」即是「非我族類」，而且是以有色兼歧視的眼光去看待這群女性；而「新娘」一詞則表示永遠都是剛入門，而非定居生活於臺灣的自己人（陳嘉誠，2001；李玫臻，2002）。此外，長期以來國內主流媒體對於東南亞、中國大陸配偶持續的負面報導，也造成社會大眾對外籍、大陸配偶的排斥和歧視。由於大陸配偶較無語言方面的障礙，因此在生活適應上較外籍配偶的困難為少（夏曉鵑，2000；劉美芳，2001；陳麗玉，2001；顏錦珠，2002）。

由於臺灣地區的跨國婚姻家庭中的女性配偶大多來自東南亞國家（越南、印尼、泰國等），娶外籍配偶的臺灣男性大多分布在農業、工業縣份，或大都會地區的邊陲地帶，他們多數為臺灣社會階層中的底層，有很大比例是農工階級，多為經濟不富裕，或部分有外表或肢體殘障等缺陷，又部分國內男性以經濟優勢將這些婦女視為「傳宗接代」的工具及廉價勞力，因而成為不對等的婚姻基礎（夏曉鵑，2000；蕭昭娟，2000；蔡雅玉，2001；內政部，2003a）。她們在臺灣地區的人際關係網絡係以夫家的人際關係為基礎，逐漸延伸至社區，她們的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結婚年齡趨於早婚，因為語言隔閡、文化的差異，難以在短期內適應在臺的生活，她們離鄉背井，在臺灣之社會接納程度較低，社會支持網絡薄弱，容易淪為社會的邊緣人（引自林維言，2004）。。

就兩岸婚姻而言，韓嘉玲（2003）將兩岸婚姻歸納為「老夫（老兵）少妻型」、「生兒育女型」、「留守型—在大陸生活的大陸新娘」、「假結婚真打工型」四類，其中又以「老夫（老兵）少妻型」的現象最為特殊。老兵是臺灣社會弱勢及特殊的群體，老兵未婚的比例相當高，在晚年殘燭之時需要人照顧，於是採取了「菲傭替代方案」，從中國大陸的農村或小鎮給自己找個媳婦回臺灣，其他喪偶的老兵在朋友的慫恿下，也興起了「老來伴」的念頭。其實這些大陸新娘，大多是中國大陸離婚的婦女或處境不利（如下崗∕貧窮）的婦女，他們由於現實生活的壓力，常常以結婚為改變命運的重要渠道。然而，她們在臺人地生疏，缺乏社會系統與親屬支援，大部分又不能在臺工作，因此缺乏與臺灣人及臺灣社會交流的通道，特別是生兒育女型的大陸婦女，絕大部分只能在家帶孩子及做家事，大陸配偶在臺生活面臨的最大困難是—她們很難進入臺灣社會。

從外籍與大陸配偶的處境，包括：不對等的婚姻基礎、生活適應困難、社會接納程度低、社會支持網絡薄弱等，我們也觀察到外籍與大陸配偶的「社會排除（socialexclusion）」現象。這種現象大致可以從以下幾個面向來觀察，如：勞動市場的排除、參與團體及影響決策的排除、人際關係的孤立、空間的排除、文化的排除、制度性排除等（王永慈，2001）。這些社會排除現象已經形成重要的社會與政策議題，有待政府訂定相關措施並積極介入處理。本文主要是說明外籍與大陸配偶的現況與問題，以及政府規劃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的過程、理念、內涵及辦理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