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發展季刊

家庭是社會的一個基本照顧單位。從歷史觀之，不同文化的架構和形式可能有所 差異，然而大多數人們皆在家庭當中生活和成長，彼此互助共享。對於無法自力生活 的孩童而言，家庭不僅提供了食物和居所等等各項必要的生存資源，也是情感關懷和 心靈支持的重要來源，為其奠定了深層的安全感與精神歸屬。同時，家庭身為主要的 初級團體，擔負了社會規範和價值傳承的關鍵功能，父母等人在其中透過言教身教等 等潛移默化方式，形塑了下一代的世界觀和自我認同。尤其在幼齡階段，孩童通常和 父母相處時間最多，互動也最為頻繁密切，每日耳濡目染之下，往往將這些重要他人 的行為模式和態度信念予以內化，形成自己的人格結構。正因如此，過去許多學者再 三強調家庭情境以及親子互動對於兒童發展的重要性。例如，依附理論主張，幼兒和 照顧者之間的親近關係與回應互動有助形成內在安定和正向信念，成為日後開展其他 人際關係的基石 (Ainsworth, 1964)。健康的家庭必須維持適當的關係結構、溝通模式 與人際界限，方能靈活因應壓力與危機，並且兼顧成員的自主與親密需求 (Minuchin, 1967)。此外，孩童若獲得父母的有效管教與關懷，可提升自我控制能力，進而增強對 於社會規範的承諾與遵守 (Gottfredson & Hirschi, 1990)。以上說法皆凸顯出，良好 的家庭環境是孩童身心健全發展不可或缺的要素。

儘管家庭當中每位成員都可能對孩童有所影響，父母一般而言承擔最多育兒照顧 工作，其角色至為重要。如果父母嚴重忽視兒童的生理和心理需求，或者長期未能妥 善提供孩子飲食、衣物、居所、醫療及其他基本生存資源，就可能危及其身心健康與 發育。事實上，父母的親職照顧從子女出生前即已開始。例如，女性在懷孕期間攝取 酒精容易導致胎兒腦部與神經系統出現異常，造成其認知和行為層面的多種嚴重障礙 (Riley, Infante, & Warren, 2011)。物質使用、抽菸或孕期營養失調等等情況也可能 對下一代造成長遠損害。這些風險都可以透過教育方案和宣導措施加以預防。除了身 體發育，孩子的心理健康同樣有賴父母的悉心關懷和呵護。過去研究清楚顯示，打罵 和貶抑等負向管教方式會降低兒童的自我控管能力，並且增加他們的焦慮感、攻擊性和行為問題 (Gershoff, Grogan‐Kaylor, Lansford, Chang, Zelli, Deater‐Deckard, & Dodge, 2010; Cecil, Barker, Jaffee, & Viding, 2012)。父母之間若相處不睦， 時常發生言語爭執或肢體衝突，此種緊張與敵意氛圍亦將間接提高孩子身心適應問題 之風險。目睹家暴之兒童容易出現憂鬱、焦慮、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等等內向性問題， 還可能在未來成年親密關係當中重蹈覆轍，造成家庭暴力的代間循環 (Wolfe, Crooks, Lee, McIntyre-Smith, & Jaffe, 2003; Siegel, 2013)。 無論親職教養或伴侶互動，都是一個持續學習的歷程，其間往往伴隨種種壓力和 挑戰。傳統社會當中，鄰里親族經常提供照顧協助，並且透過非正式互動分享育兒資 訊和經驗心得。時至今日，家庭規模和親族網絡日漸縮小，互助功能亦較過往薄弱。 另一方面，兒童身為現代國家的公民與社會未來主人翁，不若過去被視為父母可任意 對待的私產，其生存和發展權利深獲重視，受到法律及政策保障。相應於此，養育孩 童已非純然家內事務，政府與民間單位皆積極提供相關福利措施，包括支持性、補充 性以及替代性服務等等 (Kadushin & Martin, 1988)，甚至在必要時進行介入，務求他 們獲得妥善的照顧。換句話說，兒童是社會的資產，政府和父母都負有養育之責，應 共同確保孩子在適當的環境中健康成長。即便如此，父母一般仍被視為兒童最主要的 照顧者，家庭也還是孩童主要的生活環境。我國民法第一千零八十四條第二項明定， 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除非家庭發生緊急危機或孩童基 本權益受到嚴重侵害，否則政府不會輕易剝奪父母照顧子女的權利。

國外古諺有云，養大孩子需要整個村莊的力量，此語清楚反映育兒的辛勞與艱難， 也說明了這種沉重負荷不應只要求父母獨力承擔。我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即規範，政府及公私立機構團體應協助父母維護兒少健康，促進其身心健全發展，並 針對具特殊需求之兒少提供所需服務及措施。對於許多弱勢家庭而言，內部照顧資源 相對困窘，育兒負擔益顯沉重，父母若能適時獲得外界支持與協助，可避免心力耗竭， 並且讓孩童得以順利成長。同時，臺灣過去數十年來歷經快速的社會和人口變遷，對 於家庭的組織和功能造成顯著衝擊。例如，我國粗結婚率在 1992 年為千分之 8.18， 至 2018 年已降至千分之 5.74，粗離婚率則由千分之 1.41 升為千分之 2.31 ( 內政部 統計處，2019)，單親家庭比例持續增加，至 2010 年已達 324,846 戶，其未滿 18 歲 子女占該年齡層總人口 10.37%，亦即十分之一孩童生長於單親家庭 ( 內政部統計處， 2011)。此外，儘管少子化趨勢導致近年國中小學童總人數逐年遞減，新住民子女學生 反由 96 學年之 10 萬 3,587 人增為 106 學年之 18 萬 1,301 人，所占比率自 3.83% 上升至 10.07%( 教育部，2018)。上述現象凸顯了臺灣家庭型態的日益多元，如何妥善考量 差異，回應當代複雜的兒童照顧議題和親職期待，是父母和公私部門必須共同面對的 養育挑戰。

孩童的健全成長，有賴正向的家庭環境。然而，由於家庭是兒童主要的生活場域， 其也成為孩童易受傷害之處所。無論疏忽照顧、不當管教、嚴重虐待、攜子自殺、目 睹家暴及其他常見的兒少風險事件，往往發生於家中，與父母親職作為直接相關，且 隨社會變化而有漸趨明顯之現象。依據衛生福利部資料，2008 年兒童少年保護通報總 數為 2 萬 1,443 件，至 2018 年已上升為 5 萬 4,795 件，近十年來增加幅度超過兩倍 ( 衛 生福利部統計處，2019)。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規定，孩童若未受到適當養育 或有顯著風險，政府應予協助保護，必要時亦可進行家外安置等介入措施。但如非萬 不得已，一般不會將子女帶離父母身邊，畢竟家庭通常仍被視為兒童的慣常生長環境。 許多家庭因為遭逢壓力和危機，導致照顧功能有所不彰，此時倘能獲得關懷傾聽、資 訊諮詢、親職教育和資源連結等等家庭維繫服務，可有效發揮支持作用，減輕家長負 擔，並且促進家庭穩定，讓孩童能夠繼續生活於家中。即使孩童暫時居於家外，仍應 積極提供家庭重整服務，強化父母的親職知能、培養正向的親子互動、調整溝通模式 和情緒控管、並且處理其他可能造成影響的家庭議題，以期降低安全風險，為後續返 家規劃做好準備 (Wulczyn, 2004)。誠然，父母常是孩子的主要照顧者，從兒童最佳利 益的觀點出發，幫助父母也能夠幫到孩子。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開頭即宣示「確信家 庭為社會之基本團體，是所有成員特別是兒童成長與福祉之自然環境，故應獲得必要 之保護及協助，以充分擔負其於社會上之責任」。

我國傳統文化以家庭為本，強調父母對子女的教養責任，這項重要的核心價值廣 泛反映在社會各個層面。近年來，由於家庭型態和內涵快速變遷、議題日趨複雜，各 界關注父母親職能力和家庭環境對兒童福祉的影響，政府介入家庭的態度益發積極， 相關政策與服務紛紛將此納入規劃考量。例如，「家庭教育法」於 2003 年公布施行， 明定各級政府推動家庭教育之職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每學年應實施四小時以上家庭 教育課程活動，另應會同家長會辦理親職教育，主管機關也應結合有關單位，共同推 展各種教育活動及服務，以增進國民家庭生活知能、家人關係，健全家庭功能。另一 方面，內政部兒童局自 2004 年開始實施「高風險家庭關懷輔導處遇實施計畫」，其後 由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持續推動，針對育有兒童少年且遭遇經濟、教養、婚姻、 身心健康、物質使用等等議題之家庭，透過自行求助和相關單位通報，及早發現與介入，主動提供支持資源和預防性服務，減輕家庭壓力，提升父母照顧知能，以降低孩童 受到不當對待、家暴或性侵害之風險。此外，1993 年「兒童福利法」修法，將強制親 職教育列入條文，後續經過多次修訂，目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規定，父母、 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違反相關法令者，主管機關應命其接受四小時以上 五十小時以下之親職教育輔導。凡此皆彰顯了政府在改善家長照顧品質以及提升親職知 能方面的具體作為。

無論是政府或民間單位對家庭的協助和處遇，往往是由社工人員擔任服務輸送的角 色。社工不僅要與家庭成員建立關係、提供關懷支持、評估家庭情況和需求，連結社會 資源，並且透過各式處遇措施和方案，改善家庭的處境。因此，與家庭工作、尤其是和 父母溝通合作的能力，可說是專業素養當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事實上，社工人員從事家 庭工作的歷史由來已久，諸如 Jane Adams、Mary Richmond 等等近代社工先驅皆曾強調 家庭是服務的焦點，並運用家庭訪視等方式進行評估和處遇 (Hartman, 1981; Weiss, 1993)。自十九世紀的友善訪問者以降，社會工作主流服務模式與思維不斷演進。例如 在兒童福利和保護領域，隨著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訂定以及人權意識的提升，「以 兒童為中心」之處遇模式受到提倡，此模式強調兒童為權利主體，應該尊重他們的意 見和需求，盡量讓他們發聲，並在符合年齡與成熟度的條件下參與服務決策 (Munro, 2011)。另一方面，兒保案件家長和弱勢家庭過去往往被視為須被隔離的風險來源，導 致兒少經常受到家外安置，工作人員與父母亦難建立信任關係。近年此種思維在許多 國家已經受到檢討，轉而肯認家庭具有的內在力量與韌性，將其視為合作夥伴和關鍵 資源，積極推展各項強化父母親職能力和家庭支持的方案 (Brook, McDonald, & Yan, 2012; Pickering & Sanders, 2016; Schaub, Ramseier, Neuhauser, Burkhardt, & Lanfranchi, 2019)，反映了「以家庭為中心」的處遇趨勢。

我國衛生福利部推動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強調「以家庭為中心，以社區為基礎」， 透過充權家庭來增進家中成員的安全與福祉 ( 林萬億，2010)。例如，針對遭逢各類壓 力或危機、風險較高之脆弱家庭，除了由各地社福中心進行個案服務，縣市政府亦可自 行或結合民間單位辦理育兒指導服務方案，提供到宅育兒指導、提升家長知能方案、育 兒諮詢、親職指導人員培力等協助，以鞏固家庭和支持父母，發揮兒保預防功效。儘管 家庭支持和親職教育的服務趨勢日受重視，具體推動工作仍面臨諸多難題。以兒少保護 強制性親職教育為例，工作者反映之執行困境包括當事人的無意願與抗拒、破壞專業關 係、評估裁處標準不明確、公私合作不易、以及行政程序和體制的問題等等 ( 沈慶鴻、劉秀娟，2018)。至於以家庭為中心的服務模式，傳統的社工訓練和技巧可能尚無法妥 善與多重問題的危機家庭工作，需要加強人員專業組訓 ( 蘇金蟬，2017)。如何鼓勵父 母積極參與服務過程，並且協調跨專業合作，連結家庭與外部資源等等任務，也是社 工人員必須面對的挑戰。

有鑒於此，本期社區發展季刊之專題為「兒少照顧與親職教育」，從多元角度探 討相關議題，包括家庭維繫和重整服務、兒少保護親職教育、特殊需求兒童照顧、臺 灣家庭教育體系、社工與家長合作模式、替代性照顧工作、多元家庭和文化等等，希 望能匯集具體執行經驗與心得，對未來政策與實務規劃提供參考。過去大量證據已彰 顯家庭環境對於兒童身心發展至為關鍵，近年研究進一步顯示，家暴兒虐等等童年經 驗可能造成長期的基因和器質變異，使這些幼時創傷銘印於身體，進而持續影響成年 後的認知、情緒與行為等層面 ( 陳杏容，2016)。對此快速的知識累積促進了「創傷知 情實務」蓬勃發展 (Knight, 2015)，也讓我們對於人在情境中的生態脈絡獲致更細緻 的理解體認。無論是父母或孩子，其身心福祉與生活品質都應該受到關心，並且在有 需要的時候適時得到支持協助。公私部門與助人專業必須共同努力，思考兼顧權利和 安全的服務策略，並且提供工作人員充分的訓練和資源，以有效充權家庭，從而促進 臺灣社會的穩定、和諧與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