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發展季刊

國際學界對於福利方案支持之研究，一直有限（Cook & Barrett 1992 年對美國的研究是少數的例外）。究竟是那些因素影響民眾對家庭福利方案的支持？學界的了解仍頗不足，這方面的研究在開發中國家（如臺灣）更是缺乏。傅立葉（1994）曾探討民眾的福利態度，然而民眾對特定福利方案的態度，非其研究重點。呂寶靜（1995）觸及民意與社會福利，然而皆未做深入的統計檢驗，不易確定究竟是什麼因素影響民眾對福利方案的態度。林萬億（1995）曾研究臺灣地區民眾的福利意識型態，不過，到底是那些因素影響民眾對福利方案的支持？仍缺乏檢證。蕭新煌與張景旭（1995）探討了中產階級的福利態度。不過未探討各種民眾對福利方案的看法。兒童津貼或家庭津貼（children's allowance or family allowance）主要是指給予有兒童的家庭現金給付，以幫助其養育兒童，可說是一種重要的家庭福利政策方案。Pampel及Adams（1992）指出兒童津貼或家庭津貼可能有強化傳統家庭制度的功能，有助於傳統家庭的維持。國內對兒童津貼的主要的爭議包括：財源何處來？是否會導致財政排擠效應？是否應設排富條款？還是不分貧富皆予發放？應照普遍性原則或選擇性原則？應否資產調查？如何才符何社會公平與世代正義？西方福利國的經驗究竟是否成功？台灣是否應走上福利國之路？最近相關津貼政策的討論再度出現，然而究竟是什麼因素影響民眾對兒童津貼方案的看法，卻少有探討。本文一方面根據國外文獻，整理出影響民眾對兒童津貼態度之影響因素，同時指出以往較受忽略的歸因值得注意。

兒童與婦女福利在許多國家的發展較慢，與以下的想法有關：兒童與婦女應待在家中，婦女應照顧好兒童，因而國家並無必要再予以現金給付。兒童與婦女常被視為相關聯的，他們被視為是家庭領域的一部分，且皆被認為不適合公領域之工作。為何照顧兒童通常被視為是婦女的職責呢？至少有以下幾個原因：(1)兒童是由婦女懷胎生出的；(2)一般認為，婦女比男性擅長照顧兒童，因此兒童與婦女被視為有高度的關聯性。相關家庭福利政策的制定，通常是立基於以下的假定：婦女應該在家照顧兒童或其他家人。因而相關政策往往有一項潛在的作用：建立一障礙，使婦女不易離開家庭出外工作，或使婦女缺少出去工作的動機。在此情形下，相關政策可能強化了其依賴性（Miller 1987）。兒童津貼與針對婦女之照顧者津貼的一個潛在作用，正在其幫助兒童與相關婦女並部分修正國家政策，而較不威脅到父權社會的基本假定。因為相關津貼提供，基本上不易增加婦女外出工作之誘因（Miller 1987）。兒童津貼與針對婦女之照顧者津貼因為有類似之潛在作用。

以往對台灣社會福利政策的研究常過重國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低估了民意與社會力對福利政策的影響。有學者指出台灣「整個醫療保險的歷史，從來不見社會力量的參與」（林國明1998：38）。其實農保在1980年代中期以後的突破，即應與當時的社會力量有關[1]。我國的國家自主性雖高，但在福利政策上並非完全不受民意與社會力的影響。國家自主性也非永久不變的，隨著政黨競爭的日趨激烈，國家自主性與其因應社會壓力的作法皆可能逐漸改變。各黨近年來試圖以年金、津貼等福利政策來爭取民眾的支持，以及1997年國民黨在老人年金（敬老津貼）政策上的急轉彎，都應與為了爭取更多民意的支持有關連。老農津貼的闖關成功，更與國民黨「老農派」立委因選民壓力而不顧黨中央的意旨有關[2]。各類津貼成為備受各界矚目的社會福利方案。這些皆可看出，近年來台灣的福利政策雖不能說是由民意主導，然而民意對福利政策似已逐漸有一定的影響。這也說明民眾對福利政策方案的態度，已愈來愈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