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發展季刊

福利在其抽象的層次上是指一種人類理想、美滿的存在狀況，即英文中的well-being，按照Federico(1990)的說法，社會福利就是人們良好的社會存在狀態。作為一種社會的制度性安排，現代社會福利具體表現為一個國家和社會對社會中有需要的個人、家庭、群體和組織提供為保障他們的良好社會存在所需要的物品和服務等一系列的公共政策和計畫（Miller, 1990），它是因應傳統農業社會結構解體後的現代家庭和社會結構而產生的。因此，不同的社會福利制度和政策安排與一個社會的發展階段相聯繫，它同時也直接受不同社會的文化觀念和意識形態所影響，表現為不同的社會福利觀和制度安排，帶有歷史性和地方性。本文嘗試從女性主義的性別視角來分析一九四九年以來大陸婦女社會福利的特點、發展的歷史和現狀，進而提出未來大陸婦女社會福利的發展議題及其展望。

一、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大陸婦女社會福利的提出及其分析視角
每個社會的福利制度安排都深受其社會的意識形態和文化影響，並從而塑造了生活於那個社會中的人們之「社會福利觀」。從本質上來說，社會福利的制度安排和人們的社會福利觀念所體現的是國家、社會和個人三者的關係，Morris解釋說，當代社會福利是「政府及其他組織為了消除人們的貧窮或疾病而進行的各種努力的總和，那些人或多或少是無力自助的，也就是說，透過他們自己的勞動或家庭，不能滿足他們自己的基本需求」(Morris, 1986: 17)，因而需要一種表現為制度化安排的福利政策和服務以強化需要的滿足。

從歐美國家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婦女社會福利是以婦女的公民身分及其「福利權利」概念為其理論基礎的。Marshall曾對「公民權力」的概念作了經典性解說。他認為「公民權」是由「民權、「政治權」和「社會權」三個要素構成的，個人自由、言論自由等民權最先發展起來，然後是自由選擇和政治參與等政治權，再接下來則是享受教育和福利等社會權(Gilbert & Specht, 1986; Wilson, 1997)。 所謂社會福利權利是指社會的公民對享有最起碼的經濟福利和生活在一個常規標準的文明生存條件下某種社會保障的權利。婦女作為享有公民身分的社會分子對社會福利權利的享有是以人類「公平」和「正義」的社會價值為基礎的，而社會公平與正義的議題首先就是男女平等。

西方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從性別視角反思西方的社會福利政策，並對社會福利政策對婦女的影響提出批評，她們指出：第一，婦女對社會福利的享有是以「依賴者」的身分出現的，她們被假定在家庭中依賴丈夫，在社會中依賴國家；第二，婦女淪為福利救濟領取者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由於勞動力市場的性別區格，使得婦女與男性相比有更多危險陷入貧困。而社會福利政策強化了婦女作為依賴者的地位和狀況。

大陸婦女社會福利的發展與西方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婦女福利比較起來有其自身的邏輯，並基於其特殊的社會脈絡。從大陸婦女社會福利發展的歷程來看，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五○年代以後到七○年代末的社會主義計畫經濟時期，第二個階段是八○年代以後，市場的建立和國家行政干預角色的相應退縮。考察大陸婦女社會福利的發展狀況，我們會發現貫穿在婦女社會福利發展過程中的、影響婦女社會福利的主要因素有兩個方面，一是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和中國的社會文化傳統，一是婦女與國家的關係。

首先，大陸婦女社會福利提出的一個重要的著眼點即婦女應該享有與男性同等的社會權利和福利，這一點一方面直接承續和發展了二十世紀初期即已開始的中國婦女爭取男女平等權利（丁娟，一九八九）的社會運動和思想，同時它也是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婦女觀的核心。爭取婦女解放、男女平等是社會主義的奮鬥目標，也是婦女自覺參加從革命到社會主義建設過程的重要思想旗幟。自一九四九年以來政府有意識的保護婦女，通過制定相應的法規和社會福利政策來保護婦女的合法權益。作為一種社會制度性安排的婦女社會福利，目的在於保障婦女權利、滿足婦女的需要，提供婦女發展的條件。在這一點上，社會主義的婦女社會福利表現為一種社會主義的父權，是在一種高度政治動員下實現的男女平等。由此而實現的保護婦女的福利，其特點是自上而下的賦與，很大程度上是各級政府、企業和基層組織的一種行政任務，形成一種對國家的依賴意識。這種社會福利賦與的結果是，婦女不是被作為獨立的主體和個體，而是以整個婦女群體的利益為出發點，著眼於社會的目標，將保護婦女的社會福利看作是婦女解放的體現，而婦女的解放是整個無產階級解放事業的一部分。但婦女社會福利的政策在某種程度上隱含著女性是弱者這種認識論的基礎（林春，一九九八）。這就使得婦女社會福利的一些理論和實踐問題並沒有得到完全解決，例如，婦女對社會福利的享有是基於她們性別的弱者地位，還是基於她們固有的社會權利？而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又關係到社會主義對個人權利的看法。由於在這些方面的問題沒有得到根本性的解決，一旦當國家工業化戰略發生改變，以市場而不僅僅以國家為主體來推進經濟的發展時、當國家對市場的控制和約束力降低時，追求利潤的市場驅動力與婦女的需要就發生了矛盾，婦女社會福利的水平也就會發生倒退，這一點將在後面論述。

可以看到，大陸婦女社會福利的提出並不是基於一種性別敏感的視角，而是由社會主義的國家基於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的政治取向，是社會主義內在性質決定的。換句話說，通過社會福利來保護婦女的合法權益是社會主義天經地義的政策。這種在政府政策保護下的婦女社會福利就不僅只是一種社會權利（實際上，使人困惑的是婦女的社會福利之獲得很難說是基於有關「社會權／福利權」的社會普遍共識基礎上的），它更多的是作為一種對弱者的保護，帶有行政命令和家長制的色彩。但不能否認和忽視的是，雖然婦女社會福利政策背後還是有一種「女性是弱者」的假定，但這種對弱者的保護政策，在客觀上和事實上促進了社會中男女平等的觀念，通過多方照顧婦女的國家立法和保護性的福利性政策措施使婦女的生存條件得到了極大的改善，大大提高了婦女的社會和家庭地位。不僅如此，通過超越「資產階級權力」中的機會平等這種「表面上的平等所掩蓋的事實上的不平等」，社會主義的國家實行保護和有利於婦女的區別對待的政策，在某些領域特別是婦女的勞動權益和女性勞動保護方面實現了男女「事實上的平等」（林春，一九九八）。正如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所指出的，保護婦女的社會福利是對婦女增權，從而促進婦女的社會資源和個人能力的有效途徑。

其次，影響大陸婦女社會福利狀況與發展的重要因素是婦女與國家的關係，並由此產生了城鄉婦女社會福利享有上的本質差別。國家為了實現工業化，動員城市婦女參加到勞動力大軍中，並向她們提供從幼兒照顧到勞動保護等一系列的社會福利。婦女是整個國家強大、國家工業化的生力軍的重要部分，各行各業都有婦女的參與和身影，她們為國家的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而農村婦女則是為工業化實現進行「內部積累」的需要而與農村男性一樣構成中國社會的二元結構。農村婦女同樣是以群體的性質而不是以獨立的個體獲得婦女的社會福利，但她們遠沒有城市婦女享有的範圍廣泛的社會福利。除了參加農業生產勞動和農村社區生活之外，她們主要是依託於家庭，承擔著照顧家庭和其他成員的責任，並獲得家庭的照顧。家庭、而不是公共福利是她們最主要的社會支持來源。由此形成了城市和農村二元結構下的大陸婦女社會福利的二元結構。

改革開放之後的農村婦女社會福利，得益於鄉鎮企業的發展和農村女性的流動，她們獲得了更多的經濟自主權，生活質量有了提高。但由於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一方面農村婦女還沒有一種制度化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即使是在城市工作的農村女性也是被排除在城市社會保障系統之外的；另一方面，作為城市的外來工，她們的勞動權益得不到合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