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發展季刊

壹、前言

台灣自 2014 年以國內法化的方式執 行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家扶基金會除了 一開始與其他兒少福利組織共同倡議立 法，完成法規建置後，我們也持續思考， 如何讓兒童權利公約更確實應用在直接服 務上？如何讓立法的實質效益有更深遠的 影響？如何讓「終止暴力和歧視」不只是 口號，而是令人有所盼望的進程？回歸到 兒童權利公約關切的核心主體—18 歲以下 的未成年人，到底什麼是我們做為負責任 且在乎孩子權益的大人們應該要做的事？ 根據 2014 年 10 月 16 日由聯合國兒 童權利委員會所發表的「兒童參與兒童權 利公約國家審查之工作方法」（Working methods for the participation  of children in the reporting proces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特 別 關 注 處 在 邊 緣 情境的兒少，如難民、面臨戰爭的兒少、 安置機構兒少、司法矯治少年等。從事兒 童保護工作多年的我們也發現，經歷童年創傷（childhood trauma），例如遭受虐待、疏忽、曝露在戰爭或家庭與社區暴力等的 孩子，往往需要最多關注，但也因為缺乏 合適的表達管道和機會而最常被忽略。再 者，當前台灣的社會氛圍，當暴力發生在「可憐的嬰幼兒」，孩子脆弱的形象容易 激發我們的惻隱之心和正義凜然；然而， 當暴力展現來自或發生在「可惡的青少 年」時，即使是專業工作者有時也視而不 見孩子用暴戾之氣和殘酷冷漠所偽裝的絕 望無助和自我封閉。

特別是在機構安置的孩 子，在目前 台灣兒童保護的發展脈絡，這群孩子對家 的概念和定義幾乎是破碎或殘缺，他們的 受照顧和成長經驗往往經歷多次斷裂和波 折，許多時候前次的創傷根本還沒復原， 新的創傷事件又再度發生，使得孩子隨時 都處在一種「求生存」的備戰狀態，對於 成人的關懷具有極端回應並不意外，也經 常被錯誤解讀為「不知好歹」；經常性的 轉換學習和生活環境，社交障礙或人際互 動困難對這些孩子也不陌生。然而，這些孩子在現有制度下往往面臨了年滿 18 歲就必須離開機構獨立生活—包含經濟和情 感上的全面自立，這對許多傷痕累累的孩 子更是一大挑戰，往往離開機構沒多久， 生活的種種壓力和焦慮最終使人陷入在社 會邊緣日復一日的苟延殘喘。

美國的統計資料顯 示，每年有超過40 萬名兒少進入安置系 統，從 2011 年 由兒童局開始進行的青少年安置追蹤調 查（National  Youth in Transition Database, 2016）則發現，截至 21 歲時，具有安置 經驗的青少年仍有超過三成未能取得基本 的高中學歷；僅有 5% 取得職業相關證書 或執照、3% 具有專科或學士以上學歷； 將近 1/4 則處於未升學也未就業的狀態。 從 17 歲開始定期兩年追蹤受訪的青少年 中，到 21 歲時有 43% 表示離開安置系統 後 曾 成 為 遊 民（homeless）、32% 已 育 有 至少一名子女，而這些已經為人父母的青 少年中，僅有 9% 在孩子出生的時候具有 婚 姻 關 係。 調 查 也 顯 示，10% 的 21 歲 受 訪者在過去兩年內曾接受物質成癮的評估 或諮商、20% 曾進出過監獄。雖然台灣目 前尚無數據探討上述現象的普及性和發生 率，但對保護性社工而言，離開安置系統 的孩子成為遊民或進入幫派以及剝削性甚 高的行業討生活也非罕例。他國經驗實則 提醒，安置的孩子絕對需要我們花費更多 心力去保障基本生存和發展權，才不會讓 他們被排除在兒童權利公約的保護網。

綜上，當家扶基金會獲得社家署補助 非政府組織協助兒少完成兒童權利公約首 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之「兒少報告」以及 參加與國際審查委員對話的「兒少會議」，我們便希望能夠培力機構安置兒少對於兒童權利公約的意識，從基本人權教育著 手，以練習述說自己的故事和表達自己的 意見與想法開始，讓服務供給和使用者皆 有機會重新思考「權利」和「需求」之間 的關聯性。我們期待，提供一個能夠暢所 欲言的環境，讓被安置的孩子感受到被保 護的安全感，而非被限制的壓迫感，透過「發聲」體會自己做為「人」的價值和重 要性。同時，我們也希望創新的工作思維 提供安置服務的一線社工，一個完整了解 孩子成長脈絡與社會經驗的機會，在理論 學習和實務操作之間更自在從容地療癒孩 子的創傷並關照其全面的身心健全，而非 只是讓自己陷入無限惡性循環的行為矯正 和規訓的窠臼與挫折感。

關鍵詞：兒童權利公約、參與權、機構安置、青少年服務
作者：黃慈忻、何素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