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發展季刊

壹、前言
從社會福利與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20世紀可說是社會民主主義的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黃金年代」（the Golden Age），社會民主黨人曾在歐洲各地大力倡議並建構「福利國家」（the wel-fare state）。在「進步的」1960年代至1970年代中期，社會民主主義政策趨於激進化。1970年代中期，先後兩次石油危機，福利國家危機也開始引爆。此後，社會民主主義的潮流在此挑戰下，似乎也開始轉向。換言之，在歐洲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凱因斯學派經濟政策與福利國家政策陷入困境後，奠定社會民主黨人改良主義成功之基礎的經濟條件已然消失（林閩鋼，2008: 27）。
然而，在此同時的1980年代晚期開始，長期在野的英國工黨試圖尋求一條擺脫困境與重新崛起的新路。1994年，英國工黨領袖布萊爾（Tony Blair）提出「新工黨，新英國」（New Labour, New Britain）的口號，以對工黨理論與政策展開一連串的改革。1995年，新修正的第四條工黨黨章將自己定位為「民主社會主義政黨」，不僅將權利與責任對等的理念作為其新價值，也透過工黨與工會間的傳統關係之改革而形塑該黨面對現代化歷程的新形象。1997年，布萊爾在英國的大選中獲勝。至此，以他為首所倡導的「第三條路」（the Third Way）乃變成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復興的主要旗幟。具體的說，1990年代中後期之後，隨著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政治成功，尤其是義大利、英國、法國與德國中左政府的上臺，社會民主黨人在綱領上的更新、理論的變革與政策實踐的探索，都讓人耳目一新。就此意義而言，雖然社會民主主義復興之出現是二次大戰後的「政治鐘擺效應」，但歐洲國家各工黨、社會黨與社會民主黨也適應了各國的變遷，尤其是全球經濟政治形勢之變化，務實的提出新思想與新策略之結果。更重要的是：藉由社會福利與經濟政策的強力施行，也讓民眾見識到20世紀末的社會民主黨在選戰與執政上均展現出前所未有的活力與能力（林閩鋼，2008:28）。
從20 世紀的福利國家發展來看，福利國家的目的似乎已經歷一種完全的轉向。直到1980 年代，福利國家還多半被理解成一種政治調解或仲裁的工具，因為它可為公民提供緩解市場衝擊之結果。此種功能簡要的概述在依斯平．安德森（Esping-Andersen, 1985）一篇題為「反對市場政略」（politics against markets）的文章中， 其中， 有關「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的概念更在其劃時代的著作（Esping-Andersen, 1990）中引起很大的迴響。去商品化的原則清楚解釋：為何福利國家會成為批評者（例如：新自由主義者）經濟與道德批判之對象的理由。
社會投資型國家（social investmentstate）的理念不僅已成為新自由主義者批判的一種相對模型，也對「福利國家限縮」（welfare state retrenchment）的可能性加以討論（Jenson & Saint- Martin, 2003;Olk, 2006）。此種從去商品化福利國家轉變為社會投資型國家已變成西方國家策略回應低成本經濟體制競爭性的與絕對必要的一環。據此，季登斯（Giddens, 1998: 1）主張：全球秩序的變遷可透過社會連帶與繁榮之創造而加以處理或管控。顯然的，福利國家政治修辭的轉變已然發生，但這僅是變遷的第一個指標。在此，我們要問的是：國家施行的財政或金融政策是否也有改變？較諸過去，福利國家真的更關注社會投資嗎？本文的目的在於：試圖從福利國家的社會支出中找到這種轉變的軌跡，並對社會投資觀點與社會投資型國家的特色、理念與策略，以及它在社會福利政策應用上的可能性與限制性提出某些批判性的檢視與省思。
關鍵詞：福利國家、社會投資型國家、人力資本、第三條路、積極福利、社會融合
作者：葉肅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