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發展季刊

壹、前言
我國擁有質優量足的非營利組織，大多數歸屬於內政部社會團體登記，且可享受幾與美國類似的稅務豁免條款，故非營利組織從事商業化活動相當活躍，成為推動社會公益的重要力量。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雖在非營利部門領域掀起波濤，惟在缺乏法制基礎下，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化過程並非如外界想像的容易（王秉鈞、鄭勝分，2013：VII），積極轉型為社會企業的家數有限。（註1）其次，由於社會企業的法源依據仍不明確，多以「非營利組織」、「有限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為其成立依據。其中非營利組織受限於非營利事項的規範，若欲以商業手段發展創造獲利，以求自給自足地實踐社會目標，似乎有所衝突。此外，即使從公司法條文進行解釋，雖然得以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公司等做為社會企業的組織型態，但就法律明確性而言，仍有所不足，有必要師法西方先進國家的經驗，探討立法的可能性。例如涂瑞德（2012）指出臺灣對於社會企業的定義模糊，導致社會企業的型態非常多元，包括：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基金會、協會或合作社等，主管機關不同，適用的法律體系亦不同，造成管理上的矛盾；楊錦青（2013）探討國際推動社會企業立法的經驗，認為需要成立跨部會的政策機制，促成社會企業的健全發展；易明秋（2014）觀察美國社會企業法律的制度環境；劉子琦（2014）分析英國政府發展社會企業的政策；周振鋒（2015）探討以美國公益公司為中心的法制；江朝聖（2015）指出在我國與美國公益與營利二分法制下，建議以修改現行法或另訂新法，因應社會企業組織型態選擇的問題；較為廣泛論述的是孫智麗、周孟嫻（2016）探討美國、英國、韓國、日本的社會企業發展現況與政策分析。
因此，關注社會企業發展的個人、團體及研究機構屢向政府反映法規制定的必要性，並以韓國政府制定的社會企業育成機制與租稅獎勵為例，主張政府提供適當的政策協助與資源挹注，有助於社會企業的發展、創造多元的就業環境及擴大社會企業的影響力（吳筱涵、陳彥均，2016）。
為回應社會各界的需求，立法院於2013年12月舉行《公益公司法草案》公聽會，行政院勞動部（前勞委會）於2014年1月提出《社會企業發展條例草案》，行政院於2014年9月核定《社會企業行動方案》，採取「先行政、後立法」方式推動。由於我國對於社會企業法律定位沒有共識，以鼓勵社會企業多元化發展為推動方向。惟本研究認為明確的社會企業法制定位，有助於促進社會企業的健全發展，透過分析國外社會企業法制化的運作經驗，對於我國法制化的做法提出建議。
關鍵詞：社會企業、公益公司、非營利組織
作者：丘昌泰、劉宜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