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發展季刊

臺灣地區由於社會快速變遷，傳統的家庭系統受到嚴重的打擊，家庭型態和家庭功能都發生了重大的改變。離婚率的居高不下，形成了許許多多的單親家庭，大約有四％的家庭數是單親家庭，而單親家庭中又有約六二％是以女性為戶長（王麗容，民八四）。以女性為戶長的單親家庭常常容易陷入貧窮。張清富（民八一）的研究指出二三．五％的低收入家庭是單親家庭，其中八○．四％的家庭是以女性為戶長，可見女性為戶長的單親家庭普遍經濟狀況是困難的。女性單親經常由於教育水準不高，找不到高所得的工作而需兼職二、三個工作以維持家計。

國內的許多研究均指出單親家庭問題包括：經濟問題、兒童照顧、心理和情緒調適、工作、居住、人際關係和社會孤立等問題。除了經濟問題之外，兒童照顧的問題是單親感到最吃力的問題（徐良熙，張英陣，民七六；張清富、薛承泰、周月清，民八四；張秀琴，民八七）。單親在親職上需扮演雙重角色，在沉重的家庭經濟重擔下，親職角色也常是過度負荷的。單親的兒童照顧問題包括缺乏時間和精力來養育子女，擔心子女獨自在家，無多餘的錢支付課後服務，子女生病無法照顧等等。在家有青少年的單親父母常對於子女的課外活動情況不了解，不知如何與他們溝通，功課上又幫不上忙而且無額外的金錢能讓子女參加補習等等問題感到困擾。而單親家庭常較容易出現偏差行為或成為問題兒童和青少年（李安妮，民七八；呂民璿、莊耀嘉，民八一），也是單親在扮演親職的一大負擔。女性單親是單親族群中的弱勢是值得社會福利工作者特別關懷的一群。

壓力是個體無法逃避的事實。家庭生活壓力對單親而言更能深刻體會。為人父母本身即潛藏著許多壓力，不論在子女成長過程中的那一階段都承受著不同的壓力。雖然養育子女能帶來個體的滿足與成就感，但它帶給父母在體力、心力和財力上的消耗和壓力也是相當大的。臨床心理學家Abidin（1990）將父母在擔任父母角色及親子互動過程中，受父母人格特質、親子互動關係不良、子女特質和家庭情況因素等影響所感受到為人父母的壓力稱之為親職壓力（parenting stress）。親職壓力強調父母主觀感受在親子系統（parent-child system）中親子互動所產生的壓力。

親職壓力與多項家庭因素有關，例如與家庭子女數、子女的年齡、子女的身心狀況、父母的婚姻狀況、教育程度、就業狀況及收入等等均相關。在Chan（1994）; Mash & Johnston（1983a, 1983b; 1983c）及Acton（1989）等人的研究中均顯示，施虐父母的親職壓力明顯高於未施虐父母。尹業珍（民八三）以國人為樣本的研究中亦發現施虐父母與低收入父母的親職壓力明顯高於其他一般父母。Gelles（1989）的研究中發現，單親家庭由於無人分擔照顧子女的責任，親職壓力大較容易導致兒童虐待事件的發生，多項研究亦顯示兒童虐待與壓力成正相關（Egeland, Breitanbucher & Rosenberg, 1980; Straus, 1980）。Mash, Johnston & Kovitz（1983）及Straus（1980）的研究亦發現親職壓力與兒童虐待有關。在預防兒童虐待的工作上，若能及早發現親職壓力過大的高危險群父母進行降低親職壓力的介入是兒童虐待預防的有效措施。單親需獨立負起支撐家庭經濟與照顧子女的責任，他們的生活壓力和親職壓力要比一般家庭的父母大得多，造成兒童虐待的可能性也可能較高。

生活壓力事件及親職壓力事件在生活中出現均是不可避免的事實。個體受到壓力事件的刺激或衝擊會產生情緒反應和因應策略。雖然面臨壓力時，大多數個體的情緒反應是負向的情緒反應，例如：緊張、生氣、沮喪、焦慮、憤怒等等。傳統上多數的情緒理論，都將情緒視為是單向度的，並認為因應是因情緒而起的行為。換言之，因應的功能在於面對生活中的各項衝擊，使個體能生存下去（謝筱梅，民八三）。Lazarus & Folkman（1988）卻有不同的看法，視情緒與因應是動態交互影響的歷程。在其交互影響模式中的核心概念是初級評估（primary appraisal）及次級評估（secondary appaisal）。初級評估是了解個體在身處的環境中發生了什麼事？產生了什麼威脅或衝擊；次級評估則著重於在個體所處的環境中，個體可以運用哪些資源來改變與環境的關係。當個體運用認知的改變或實際的行動來改變個體與環境的關係，也就是所謂的因應（coping）。有些個體會選擇實際行動來解決個體與環境的關係，即所謂問題焦點的因應策略；有些個體卻較傾向選擇改變環境對自身影響的想法，亦即所謂情緒焦點的因應策略。有許多個體經常是同時運用問題焦點的因應策略與情緒焦點的因應策略或交互使用的這兩種策略。

一、親職壓力（parenting st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