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發展季刊

從二次世界大戰到一九七○年代，福利國家體制（the welfare state regime）快速的擴張，成為西方民主工業國家的共同特徵。不同於慈善性、殘補式的社會救濟取向，福利國家體制強調的是普及式、制度化的社會福利措施，受益資格的取得在於公民身份的有無，而非資產調查（mean test）的結果。然而，走過黃金歲月的西方福利國家，在九十年代之後來到了轉型的關口：於外，經貿全球化帶來了資本與技術的跨疆界流動，衝擊到福利國家的主權基礎，也打擊了在地的勞動與就業結構；於內，則又有人口快速老化、家庭型態變遷、性別角色持續改變等壓力（Schaprf, 2000），這些來自內外部的嚴峻挑戰，在在都考驗著福利國家既有的體制邏輯與制度安排。

「積極性社會政策」是工業民主國家面對衝擊，重構其福利國家體制所採取的主要途徑，其價值在於走出了過去福利制度與經濟政策分立，甚至是對立的思考模式，融合社會投資、促進就業、社會互助，以及社會整合等概念，並以預防、發展的角度，整合了社會福利與就業二者，讓經濟政策與社會制度之間建立更正向、更積極的關連（周文琪，二○○二）。舉例而言，國家增加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像是提供或是鼓勵各種教育訓練的實施，不但可以厚植個人面對挑戰的實力，也讓企業有素質更好的人力可用，這不但是福利，也是經濟政策。又再如國家制訂多元化的產業政策，不僅可以活絡經濟，更可以增加就業機會，降低個人對福利救助系統的依賴，這是產業政策，但同時也助於就業，具有社會性效果。

運用此「積極性社會政策」的思維，則很清楚的，婦女福利政策將不再侷限於救濟扶助、人身安全、救援保護等的舊有框架中，而應著眼於婦女公共事務參與的全面性提升，藉由各種增權培力（empowerment）與能力建構（capacity building）的措施，讓一般民眾，到政府、企業與NPO的決策者與第一線工作者，都能厚植其積極且有效的社會參與、經濟參與以及政治參與，進而，這可以說是一種「專業建構式」的婦女政策模式，而這樣的取向正與聯合國近年所大力倡導的「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策略不謀而合。

所謂「性別主流化」，指的是要將性別觀點帶入到各種公共事務中，成為從規劃到執行都必須具備的主要元素。這樣的取向與以往有著顯著的差別，它讓婦女／性別關注的觸角從傳統的福利、救濟、人身安全保護等領域延伸到整個公共空間，成為普遍的價值；而在實際的行動上，性別主流化則在原有的女性培力作法之外，更去注意各項政策方案背後的規劃邏輯，以及公共資源分配方式等結構面的問題，認為存在於女性與男性間的各種制度性與結構性的不平等，例如女性資源與機會取得或是決策參與上的劣勢，才是造成性別不平等的根源。因此，唯從整體結構面去著手，在各項的制度、政策與方案中帶入性別觀點的檢視與監督，確保在相關方案設計中有同等的回應女性與男性的需求，而女性與男性能均等的從方案中獲益，如此一來，現有關於收入、資源與機會等的性別不平等方有消除之可能。

因此，性別主流化可說是性別平等的新實踐取向，而本論文也將由此出發，除分析說明性別主流化的意涵與實踐面向外，並以國際趨勢及國內推動婦女創業的實際行動為例，印證性別主流化在實踐全面性的性別平等上之時代意義。並且，結合了「積極性社會政策」的觀點，本文則將進一步的分析婦女創業在經濟與社會層面的雙重意義，而根據婦女創業在規模上與類型上的特色，作者也指出，婦女創業在實務的層次上，乃是屬於「微型企業」之範疇，因而，政府相關部門應以「投資」、「賦權」的角度，營造一個健全的、有利於微型企業生存發展的環境，為婦女權益的行動注入新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