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發展季刊

前言：
1960年代以來，「家庭系統觀」「生態系統理論」將「家庭」視為整體、實體的哲學觀與助人架構，逐漸取代個體病理、症狀式的思考模式（黃宗堅，1999；張秀玉，2005；宋麗玉、施教裕，2005；彭淑華，2006；劉瓊瑛，2002；曾淑賢，2015；Madsen, 2009; 2013）。就如1986年美國通過殘障兒童修訂法案（Amendments to Education for All Handi-capped Children Act, 99-457公法）提出以家庭為中心的服務取向（Family-centered service）。2004年左右，我國接軌國際也開始將此助人哲學涵納入福利政策與相關法令當中，如民國93年10月18日，行政院社會福利推動委員會第8次會議通過「家庭政策」，政策目標在支持家庭、穩定家庭，協助家庭解決問題及滿足家庭需求，其中「設立以區域為範圍的家庭支持（服務）中心」，為政策的具體內容之一（引自彭淑華，2013：143），另外，我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4條也規範「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列為保護個案者，該主管機關應於三個月內提出兒童及少年家庭處遇計畫；前項處遇計畫得包括家庭功能評估、兒童及少年安全與安置評估、親職教育、心理輔導、精神治療、戒癮治療或其他與維護兒童及少年或其他家庭正常功能有關之協助及福利服務方案」。除了兒少保護為出發的服務領域強調家庭為中心的工作模式以外，社區醫護人員為了病患的健康與生命安全，早也採用整合性家庭評估模式作為臨床介入照護的理論與實務框架，例如精神分裂症（張瑞香、賴倩瑜，2011）、糖尿病（林亞發、黃如蕙、柯月桂，2011）、中風個案（謝志玲、黃惠璣，2005）的照護。
臨床施力重心的轉移，正反應醫護人員、早療服務工作者、兒保社工愈來愈肯定家庭為臨床個案最重要的環境，家庭的價值觀、與實質支持的作為正是左右案主福利與癒後關鍵性的環境（張秀玉，2005；曾淑賢，2015；張瑞香、賴倩瑜，2011）。同樣的Hebbeler等（2007）與陳采緹（2011）都曾針對需要早期療育的兒童進行處遇策略與縱貫成效的比較分析，研究結果支持家庭為中心的處遇模式為發展遲緩的孩子帶來更正面的效果。這種將 “對個案議題” 的了解與處遇，置放在他所處的（家庭、生態）環境的哲學觀，正吻合社會工作人在情境（person in situa-tion /person in environment）的立論基礎。
儘管以家庭為整體（單位）的評估與處遇模式，被視為當代最有利於案主復健療癒的哲學觀。然而，當我走訪一線社工，了解他們的服務成果，首先發現：社工員對家庭系統的理論並不熟稔，即使聽過家庭系統觀，卻也不習慣採行家庭為中心的助人哲學，以致在服務過程碰到不少阻力（張秀玉，2011：4；白亦方、呂金燮譯，2004；曾淑賢，2015：44；陳采緹，2011）。其次，現行家庭評估模式往往由家庭缺點進行評估，而非家庭整體的觀點（彭淑華，2013：2）致使社工員落入以家庭缺點而非整體的處遇方式；第三，家庭議題往往多元且複雜，加深釐清家庭圖像的難度（黃淑玲、張緡鏐、趙善如，2007），凡此總總，都容易促使社工員偏離以家庭為中心的處遇模式，更影響弱勢家庭的服務成效。
承上，當社工員缺乏家庭系統觀的素養或相關理論作為實務引導，便僅能跟隨「經驗法則」、「見招拆招」，無從得知家庭處遇的正當性，也難以檢核處遇結果的有效性，更導致案子結不了，又難有具體的改進成效，個案量不停累積的惡劣工作環境，成為第一線社工員的惡夢。再者，少了理論的支持，社工員儘管累積許多零碎的實務經驗，卻難以形成有用的知識架構。Fine（2001）便說：沒有理論架構難以定義變項，也無法凝聚知識價值。如此一來，社會工作將維持在淺碟式的工作層次，對個案的影響有限，相當可惜。
本文即藉由過去擔任第一線社工員督導的經驗，將統整第一線社工於家庭評估中經常遭逢的挑戰，尤其聚焦在高風險家庭處遇目標定錨的辯證。然而，要建構樣態截然不同的家庭之評估邏輯是深具挑戰的事，原因其一，每個家庭都有全然不同的風景，要找出共同依循的理路本來就深具挑戰；其二，家庭問題往往盤根錯節，難以簡化為線性因果，處遇目標的定錨得來來回回像剝洋蔥般的修正。本文也將從三個角度進行辯證，分別是：一、家庭處遇目標是啥？為什麼？二、當壓力事件來攪局，掌好舵；三、與家庭危機風險共舞，怎麼做？等三個部份進行處遇目標定錨之理論與實務對話。期能藉由後現代家庭系統觀的引導，爬梳工作者在家庭議題評估的困境，試以家庭為中心的理論運用與實務的作法，帶領實務工作者深化對理論的體會，進一步累積實務工作的厚度，共同為提升家庭工作的成效而努力。

關鍵詞：家庭評估與診斷、高風險家庭、家庭系統觀、家庭中心取向
作者：黃聖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