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發展季刊

近年臺灣社會關注兒童及少年虐待事件，政府重新體認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除社會工作人力增補外，服務模式建構亦刻不容緩。結構化決策模式（Structure Decision Making Model，簡稱SDM）之中安全評估量表（Safe Assessment Scales）引入，並且歷經本土化實證，藉此建立標準評估，避免實務社會工作者對於家外安置（Out of Home Care）評估太過與不及（劉淑瓊、楊佩榮，2011），而影響兒童及少年權益。因著安全計畫將保護因素與危險因素列入評估指標，照顧者、施虐者列入安全計畫並且成為安全評估的主體；換言之，家庭成員由過去被評估者、甚至是沉默者或者排除（Exclusion），轉變為傾聽者、參與者，甚至家庭成員的意見可以表達且成為安全計畫內容要項之一。因此，除了父母之外，家庭成員的參與與否，似乎成為一個關鍵，去觸發評估與決策重要因素。

國家介入父母親權並且參與兒童保護，已列入國際兒童權利公約範疇。兒童保護服務非將父母意見排除在外，反而應將家庭納入兒童保護決策考量，被視為更有利於兒童及促使家庭展現理性決策過程（Healy, K., Darlington, Y., & Yellowlees, J., 2012）。英國1988年推動「攜手合作」指導方針，即強調「從開始充分參與兒童保護過程所有階段」乃家庭成員的權利（Healy, K., Darlington, Y., & Yellowlees, J., 2012）。Healy, K., Darlington, Y., & Feeney, J. （2011）則認為雖然父母參與兒童保護決策可能充滿矛盾，惟父母參與決策或者意見表達，攸關公民參與決策的權利與理念，是當代不可或缺的普世價值，如同兒童最佳利益乃國際兒童權利公約核心般的同等被看重。

臺灣在推動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無法與父母、照顧者合作，經常是一線實務工作者最大困擾與痛苦（林萬億，2010；劉淑瓊及楊佩榮，2011），而國外許多關於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文獻也有相同發現，兒保社工在艱苦環境之下執行及擔負繁重職責（Hughes, 2010, Klease, 2008）。兒童及少年保護社會工作員確實承擔多重困境，例如維繫家庭角色、關係維持及確保孩子避免遭受傷害的法定職責等，而這往往相互衝突（Thomson & Thorpe, 2004; Klease, 2008）。因此，兒童及少年保護社會工作者雖然承受責難、抉擇與家庭對立與拉扯，但不可諱言，社會工作員仍然扮演兒童及少年保護的關鍵角色。

隨著O'leary, Tsui & Ruch,（2013）提出社會工作與個案間專業關係模型，強調社會工作與個案間專業關係是連接而不是分離，是鼓勵彼此相互聯結。過去Howe,（1998）建議社會工作者從了解他們個案開始，從連結開始到建立彼此合作的最佳實作（轉引O'leary, Tsui & Ruch, 2013）。因此，如何由個案連結至家庭，將家庭納入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運作，尤其家外安置（Out of Home Care）發生時，其所面臨衝突特別嚴重與艱困，家庭與政府之間彼此不信任，正如Chris Klease（2008）研究訪談六名孩子遭澳洲政府安置的母親，指出兒童及少年保護處遇干預程序復雜，難以被理解，家中的母親往往對兒少保護社會工作員充滿敵意和絕望，過程中母親感受遭受政府與兒少保護社會工作員的背叛、失信、指責與羞辱、失落及悲傷。Chris Klease但也指出最重要的一件事，兒童及少年保護體系對父母、家庭及利害關係人，能夠保持禮貌和尊重的對待，是開啟對談與合作的開始。因此本文探討家庭與政府在兒童及少年保護協力合作模式，並且藉由103年12月至104年12月期間執行98場團隊決策模式會議初步分析及兒少保護社會工作者回饋，希冀能發展具本土文化脈絡的服務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