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發展季刊

在探討國內身心障礙政策發展時，許多文獻不約而同指出，從隔離、保護到保障，是一個明顯的演變趨勢（林萬億，2014；張恆豪、顏詩耕，2011）。例如，1987年臺北市捷運局對於捷運內缺乏無障礙設施的回應，表露了隔離主義的想法，「不希望殘障朋友搭乘捷運，唯恐發生意外時，會造成其他乘客逃生的障礙…」（謝東儒、張嘉玲、黃珉蓉，2005：300）；然而，隨著時代的演進，2007年修法通過的「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身權法）」開宗明義指出，維護障礙者權益，保障其平等參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機會之重要性。換言之，身權法的通過，代表我國身心障礙法規已提升至「權益保障」位階，意謂國家已不再視障礙者為福利服務接受者的消極角色，而是改從「權利」的角度，理解其生活情境及福利需求（林萬億，2014）。在此基礎上，我國雖非聯合國（United Nations）會員，但為落實其2006年頒布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以下簡稱CRPD）」（UN, 2006），完整保障障礙者權利，仍於2014年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代表我國身心障礙政策，邁入權利保障的另個新紀元。然而，障礙者權益包含哪些面向？國家應藉由哪些措施的執行，保障其權益，促使平等參與社會？在國內正密切撰寫國家報告書及影子報告書的當下，這些問題無疑是落實權利保障的核心關鍵。

檢視國內CRPD相關研究，多半從理論觀點出發，探討CRPD的通過，對於我國身心障礙概念或政策的啟示與影響（王國羽，2008；唐宜楨、陳心怡，2008）；或從法學角度出發，透過實際的判例分析CRPD適用性議題（孫迺翊，2015；廖福特，2015）；或試圖藉由人權指標的建構，監測執行狀況（黃怡碧、黃嵩立，2015），較少研究從實務政策面出發，探討權利保障議題。以政策面來說，雖然李淑貞（2014）指出，「輔助科技（assistive technology，簡稱為輔具）」是保障障礙者權利的必要措施，但其偏重分析近年我國輔具服務政策的變革內容，未進一步立基權利取向（rights-based），闡述CRPD與輔具之關係。另方面，國內輔具相關研究除聚焦給付制度探討（周怡君，2010）或使用認知及滿意度調查外（毛慧芬等，2006；洪琉萍、曾明基，2015），便是分析輔具使用成效（王南梅等，2009；林淑玟、羅錦興，2011），亦較少文獻從「權利保障」角度出發，探悉輔具在其中的角色。

因此，為分析「輔具」作為障礙者權益保障的重要措施意涵，並試圖立基CRPD精神，檢視我國輔具服務政策，本文分為三大部分。首先扼要分析CRPD內容，包含分析社會模式與權利模式意涵；第二部分以「輔具」為核心，分析CRPD相關條文，並且以實例說明，輔具作為保障障礙者權利的意義；第三部分，回到國內層次，從CRPD精神檢視我國輔具服務政策相關措施，提出未來發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