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發展季刊

挾著涓滴效應（trickle-down effect）的新自由主義，透過全球化的經貿擴張創造了經濟榮景，但獲利配置結果卻造成全球所得分配漸趨倒L型，少數人掌控更多的財富，而貧窮人口則與日俱增。根據國際扶貧組織「樂施會」（OXFAM）的推估，全球前1%富豪的財富總和，已從2009年占全球總財富的44%成長到2014年的48%，剩下52%財富之中，46%是由前20%的其餘富人所掌握，而最後的6%才由全球80%的人所共有。樂施會同時預估在2016年之前，全球五成以上的財富將由為數1%的超級富豪所掌控，其資產總數將超過全球99%人口的總合。

「We are the 99%」已成為全球反抗分配不公的共同代名詞。此刻的臺灣，分配不均同樣是社會爭議的源頭之一。面對貧窮差距久居民怨排行榜之首，政府一貫以家庭收支調查的大島指數（Oshima index）作為回應基礎，如馬英九總統即曾援引2013年五等分差距倍數資料，強調「前20%與後20%的差距為4.08倍，在全世界是非常低的」。依此說法，我國的均富程度足已堪稱全球典範，而社會大眾對貧富差距與稅制的不滿，似乎只是「集體被害妄想」的作祟。事實真是如此？

政府主張計算所得差距應以家庭收支調查為準，但僅以大島指數論證臺灣是均富之島的說服力卻不免薄弱。因為僅以所得五等分位比較，無法判斷財富是否出現向少數集中的趨勢，而收支調查納計政府移轉及社會保險受益，亦難以顯示原始所得原貌，況且當前政府主要是依賴社會福利而非租稅進行移轉收支，以2013年為例，政府移轉收支前的家庭所得差距倍數為7.53倍，經移轉成效後降為6.04倍，其中社會福利的移轉收入使得差距減少1.31倍，而直接稅及規費的移轉支出僅減少0.14倍，顯示租稅政策的所得重分配效果極為有限，而龐大的社福支出卻又是舉債因應，所謂的重分配效果只是債務世代遞延的假象。

財政困境與稅制不公肇因於「一雙看不見的手」的交互作用，一手是資本主義的巿場思維，另一隻手則是政治的選擇性干預。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蒂格里茲在《不公平的代價》一書中明白指出，「儘管巿場的力量影響分配不均的程度，但是政府的政策卻會塑造那些巿場力量」。政策是政治的專屬舞臺，對特定對象的偏好，不斷降低富人的稅負，意味著財富累積加速與分配不均擴大，而失序的分配與失靈的稅制即為制度弊病的一體兩面。因此本文以財政部綜合所得稅統計專冊為本，整理歷年的綜合所得、應繳稅額與各項所得扣抵資料，藉以分析政治偏好下的稅制不平等與社會分配的不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