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發展季刊

澳洲社會學者沃特斯（Waters, 2001）在其《全球化》第二版著作的第一章中開宗明義的指出：「現代社會的變遷一日千里…，就目前來說，正如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是1980年代的主流概念一樣，全球化（globalization）可能是1990年代的主流概念，此一重要概念會將人類社會帶往第三個千禧年。」其實，全球化不僅提升資本的流動性，也讓資方擁有更多的選擇性。相對的，它卻削弱國家對企業的控制力，並降低工會組織與資本家議價的權力。由此觀之，資本全球化可說是一種「勞、資、政」三方權力結構關係的重整過程。當資本高度流動時，資本家即可任意將企業組織不健全與經濟不穩定（instability）的風險轉嫁至勞工身上，使勞工承擔失業風險（the risk of unemployment）之責任，造成勞工失業情況的日益嚴重。

此外，全球化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也容忽視。就某種程度上來說，經濟發展是置基於對自然資源的使用，但資源（resources）是有限的，人類需求卻是無窮的。為了避免本國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工業先進國家乃轉而對其它國家資源進行開採。於是，資本主義國家對第三世界的生態環境之剝削關係因而形成。從社會交換論的角度來看，資本全球化係置基於第三世界國家提供勞力與自然資源，已開發國家回饋經濟成長與社會繁榮。然而，事實不然。

晚近，許多社會福利政策的研究都不約而同的探討經濟重建與經濟全球化對福利國家內部所得分配與生活品質的影響與衝擊（Castells, 1989; Sassen, 1991; Macus, 1996; Walks, 2001）。自1970年代中期以來，先進工業國家的失業率均較先前20年為高。同時，政府也企圖透過抑制公部門支出與健全稅收政策來維持或提升國家的競爭力（葉肅科，2003：72）。本文的目的主要在探討澳洲全球化趨勢下的社會福利發展，亦即澳洲福利改革政策與經濟重建間的辯論關係。據此，我們的關注焦點將擺在全球化的意義、過程與面向之釐清；全球化的社會福利衝擊：國際趨勢；以及全球化與社會福利：澳洲經驗，臺灣啟示等三個議題上。最後，在結語部分，我們則針對澳洲全球化與社會福利發展間的變遷與挑戰提出綜合性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