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發展季刊

伴隨著全球經濟在各領域進一步的整合，「全球化」已經形成一股形塑當代社會變遷的巨大力量。此一概念被廣泛的使用在國際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領域當中。全球化一詞似乎在今日已經成為大家朗朗上口的一個流行語，但事實上作為一個被認識的對象，『全球化』在人們心中所浮現的圖像卻不盡相同。而此中認知的不同不僅浮現在一般大眾與知識份子之間，即使社會科學研究者對此一新興現象的認知也存在著相當的歧異。事實上，迄今為止，全球化沒有一個全球都接受的定義（Nayyar, 2002; Ohame, 1996）。

透過晚近國內外諸多學者的研究，我們已經可以逐漸清楚的描繪出『全球化』的一般圖像及其影響，對於釐清這種認知上的巨大歧異有莫大的幫助。例如許多研究就指出，在政治層面全球化帶來了民族國家的式微和超國家組織的興起等現象；或經濟層面上如龐大跨國企業帶來的巨大產能，和頗具爭議的全球不平等現象，以及牽連廣泛的金融風暴等；再如文化層面中時常討論到的在地文化的特殊性以及全球文化的普遍性問題等。

一般認為，「全球化」（Globalization）使新自由資本主義從勞動和民族國家中解放出來，帶來國際金融全球化、貿易與生產的國際化、勞動力跨國移動等新興現象。全球化對於福利國家所帶來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四個層面，分別是：金融全球化、貿易國際化、生產國際化以及勞動市場的變動（Scharpf, 2001）。80年代之前，企業的籌資管道主要是透過銀行；自80年代之後，債券市場和衍生性金融商品的發達，以及跨國企業的生產增加，使得大量的資金轉出與挹注的流動頻繁。此外，科技與網際網絡線上交易的發達，使得政府無法掌握確切稅收額度，另一方面，政府為了吸引外資，進而降低商業稅賦負擔，造成國家稅收減少（Rodrik, 1997）。同時，握有資本的企業家，站在權力與利益的制高點上，為了尋求更低廉的生產成本，將生產部門移往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國家，因而造成低技術勞工失業的問題（Msihra, 1998）。

其次，全球化後的生產方式由大量生產的福特主義方式轉向彈性生產的後福特主義方式，彈性化的工作，使原本以全職工作為主，轉變為部分工時工作或臨時工，增加工作的不確定性（蔡明璋，2006）。因此，就經濟面而言，國際貿易資金更自由快速的流通，對於企業自由發展有很大的助益，然而相對於沒有掌握生產工具的勞動階級，卻必須面臨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新風險（Scharpf, 2001; Swank, 2003）。

最後，國際資本以不同的型態在國際間移動，包含信用（貸款和債券）往來、投資（FDI、股票）與貨幣（外匯交易）的流動。隨著布列頓伍茲體制的瓦解，固定匯率改為浮動匯率制，便利的通訊工具革新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大量的創新制度促成了國際金融市場高額的交易量。熱錢投資的增加，特別是在證券投資。國際熱錢使得投資者透過投資的彈性與多元組合而獲得最大的利益，也讓企業的集資管道多元化。利率水準逐漸由全球市場，而非由國內的央行決定。另一方面，由於匯率的變動幅度增大，投機者利用匯率的落差進行投資，如衍生性金融商品（期貨、選擇權）的流動。

在上述幾種國際資本種類中，其中有價證券投資組合（例如股票、債券、外匯交易與銀行借貸）比起直接海外投資（FDI）成長更加快速，而且有日趨不穩定的情況，其結果便是可能來得快，去的也快。國際金融資本移動速度增加始自1974年左右，在1980s中葉再度快速增加，熱錢總流入的淨值換算成每年在OECD國家GNP約為3%（Simmons, 1999），但在部分國家卻更高，例如亟需大量資金投入帶動經濟發展的開發中國家。然而，由於私人投資促成國際熱錢的快速流動，易受市場恐慌波動，例如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受流言影響，投資人大舉抽出資金，在東亞地區與全世界形成連鎖效應。國際熱錢的迅速流動，勢必影響各國經濟體系，政府若任憑國際資本在國內流動，卻欠缺總體調控的能力， “金融風暴” 可能又再度引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