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發展季刊

社會工作近年來面對暴力與威脅的事件有愈加嚴重之趨勢，原本單純為了保護案主、為案主倡議的工作，伴隨而來須要憂懼生命安全與承受社會壓力，在龐大的案量負荷之下，還需擔心自己與家人的安全，這是從事第一線直接服務社會工作者的共同面臨的困擾，社會工作員高流動率以及工作壓力伴隨而來之身心健康困擾，著實讓社會工作界主管面臨人才流失的困境。

有關於社會工作者人身安全泛指社會工作人員因執行職務有遭受騷擾、威脅、攻擊、恐嚇、跟蹤或傳染疾病等情狀，致其身心受有直接或間接傷害。在世界各國勞動相關法規中均有強調雇主應保障員工工作期間職場安全與健康，並且提出安全評估與處理原則，以確保員工不會因為任職而受到身體與心理之傷害，最為人知的例如：訂定公共安全明定安全守則與標準作業流程、化學及有毒物品管理、員工健康監控等，而社會工作是一項助人專業，工作的對象多為高風險或有精神疾患的案主，暴露於身心安全的風險相較於其他服務業更高，臺北市及高雄市曾發生案主因為請領不到補助而傷害社會工作者或趁社工家訪時反鎖，進而威脅社會工作者的案例，雖然機構事後均針對受到暴力威脅的專業人員進行安撫及工作調整，但也呈現出社會工作專業對於因應暴力事件經驗上之不足，若未針對此類事件進行預防性措施，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僅能被動面對不確定之安全問題發生。

Newhill（2003）在案主暴力與社會工作實務一書中談到案主暴力的問題，可能與社會的多元發展及「憤怒」的文化脈絡有關，所謂憤怒的文化，和社會加速與疏離有關，加快腳步、以創造新的壓力來適應壓力，使得人們煩躁而且憤怒，暴力變得像似社會流行一般（陳圭如、孫世雄譯，2007），雖然社會工作者善用系統觀點評估案主的行為與社會心理特質，但是案主的生活或行為未必如我們所「假定」一般發展，比如：假定案主接受補助後生活壓力減輕，日子就比較好過，但事實上也許案主把補助的錢拿來買更多的菸酒，反而促成對補助的依賴，而不是用來提供家庭必須之消費上；在臺灣，案主可能還會善用政治權力，對於專業人員施壓或威脅，致使社會工作介入受到政治力與非專業的干擾，甚至影響到社工人員職涯發展，這些都是傳統社會工作專業訓練未曾注意到的議題。社會工作者站在助人服務的最前線，對於社會變遷、案主價值系統、社會制度雖然已經有系統性的分析方法，但對於如何因應暴力與威脅事件，仍停留在各縣市政府自訂社會工作者人身安全相關立法的論述之上，儘管立法嘗試保護社會工作人員工作執行之勞動安全權，礙於公私部門人力之考量，實務上家訪人力之分配多仍為個人為主，必要時才協調同事陪同家訪，而機構對於維護專業人員安全，所提供之基本防衛之工具，如哨子與防狼噴霧等，當社工人員真正面臨安全及威脅情境時，是否真有能力因應危險情境或是有足夠的權力阻擋向外界干預力？這凸顯一個組織整體的問題：組織的心智模式並未把安全視為工作的必要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