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發展季刊

許多年前，在某個在職訓練的教學場合，我帶領一群助人工作者探討替代性創傷的風險，曾有一位助人工作者自傲地公開分享，他表示自己可以很清楚地與工作隔離，他與個案會談時就像醫療人員穿著白袍一樣，當他走出會談室，白袍一脫下，他就轉換了一個角色，把所有問題留在會談室，他不會有替代性創傷問題，白袍象徵專業角色，他可以清楚切割專業角色與個人生活，認為這是一種「專業」素養。當時的我，心中出現許多疑惑，對於這位「專業」助人工作者的分享至今難忘。我的一連串疑惑是，服務對象所經歷的事件，其處境與言語行為，與助人者本身的心智情感流動，可以輕易分開如同穿上或脫下一件白袍一樣的容易嗎？若無法快速隔離，就不專業嗎？

許多研究（Bell, 1999; Bell, Kulkarni & Dalton, 2003; Cunningham, 2003; Cunningham, 2004; Dane, 2002; Figley, 1999; Hesse, 2002; McCann & Pearlman, 1990; Pearlman, 1999; Sexton, 1999; 汪淑媛，2006；邱秀琳，2006；陳若璋、王沂釗、廖得安，2012）發現，與重大創傷受害者一起工作的專業助人工作者，會感染類似受害者的創傷，包括絕望感、憤怒、恐懼、惡夢、擔心個人的安全等，統稱替代性受創（vicarious traumatization）或次級創傷（secondary traumatic stress），源自工作者對服務對象創傷事件與情節的同理投入，以及助人者或照顧者與服務對象之間的情感連結，乃是與創傷者一起工作不可避免的職業風險。替代性創傷是一種動態的變化過程，如同影子一樣跟隨著，只要是能同理創傷倖存者，並且覺得有責任要幫助他們，都有可能經歷替代性創傷，其症狀與創傷後症候群（PTSD）雷同。Figley（1999）指出，事實上，這是存在已久的問題，只是被注意的比較晚，他目睹許多同僚以及朋友放棄創傷臨床工作或研究，主要是因為他們無法面對他人的痛。

替代性創傷與同理心相關，這讓助人者陷入矛盾兩難處境，一方面，助人者能夠同理想像，讓自己進入案主的情境，乃是助人工作者不可或缺之能力，但是在這同時，工作者的大腦、思考、以及情緒又不能自主地被案主的困境佔據，產生替代性創傷症候群，我們如何面對同理心的矛盾弔詭性？替代性創傷在過去二十多年在美國已經逐漸受到重視，但是，臺灣助人專業對替代性的認識並不是非常普遍，尤其是社會工作領域，相關研究相當稀少。然而，從事直接服務的社工員卻是替代性創傷的高危險群（汪淑媛，2008）。有社工員指出，當所服務的案主死亡時，多數資淺社工只能暗自哭泣，把傷感留在心中，因為他們認定這是自己的專業能力不好，所以情緒才會受影響（許祖維，2007）。為何助人者因案主而傷心哭泣，甚至悲慟，被認為與專業形象相抵觸，導致工作者必須克制，甚至壓抑不敢在同僚面前公開自己的情緒？替代性創傷究竟怎麼一回事？它真的是助人專業者不可避免的風險嗎？還是如同上述實務工作者，可以清楚與個案處境切割，不受影響？替代性創傷是否可以清楚被意識到，或者有時候它潛入潛意識中默默影響著助人者，卻無法察覺？如果替代性創傷很難避免，我們又該怎樣因應，如何平衡調節，不讓替代性創傷嚴重侵蝕工作者與專業品質？該怎樣因應，才能轉化創傷，厚實專業能力？本文將依序逐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