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發展季刊

青年往往被視為國家社會的希望，他們象徵了群體的未來與發展的動能。就經濟面而言，青年從學校畢業投入職場，成為重要的人力資產與勞動人口。在文化層面，年輕人豐富的創意和冒險探索精神，為各個領域的觀念和傳統注入活力，激發了靈感與革新。再從家庭關係觀之，隨著上一輩年事漸高，青年不僅減少生活與經濟方面對於父母的依賴，甚至轉而成為親人照顧者或家計支柱。許多人脫離原生家庭，開始尋覓自己伴侶，進而擔負養育下一代的重責大任。與此同時，青年獲得法定的成年身分及隨之而來的政治權利，能夠透過投票等方式更直接地參與公共事務。對於年輕人而言，這些角色與任務的轉換是生命階段的重要挑戰，也是實現自我和發揮潛能的契機。他們能否順利調適，充分融入社會，成為兼具獨立自主與關懷精神的優質公民，不僅攸關個人福祉，對於臺灣的持續成長和前進亦具有深遠影響。正因如此，對於青年處境的關注，並非侷限於特定人口的權益問題，反倒彰顯了社群當中不同世代彼此依存的現實。相關議題的回應勢將涉及資源配置的調整和制度規範的改變，需要社會各界共同討論與溝通。政府更應將其視為一項重要的公共政策焦點，積極研擬和推動對於青年的種種支持鼓勵措施。這些投資是確保社會安定繁榮的必要基礎。

青年定義和成年指標
世界各國對於青年(youth)的定義互有差異。聯合國原則上界定15-24歲者為青年，但考量當地脈絡，有時年齡上限達35歲。我國民法第12條規定滿20歲為成年，滿18歲者在刑法上需負完全的刑事責任。然而，青年之判定主要並非倚賴明確的年齡和客觀的生理發展標準。做為人生階段的一環，其常被視為一個過渡期，亦即從依賴的孩童成長為自立成人的轉化歷程。因此，一位年輕成人的身分確立不僅在於當事者達到法定年齡，更取決於指標性任務的完成。換句話說，青年是一種社會建構，其具體內涵通常與特定文化架構下的成人角色息息相關。傳統社會往往透過嚴謹的集體儀式協助年輕人在身分團體間的轉換，包括冠禮或做16歲等等；並且藉由社群成員的共同見證來鞏固其新角色與互動模式。例如臺灣原住民各族具有形式多樣的成年禮活動。一般而言，年輕人參加儀式前須學習耕作、狩獵、作戰等生活技能；並熟悉文化知識與禮俗，培養堅忍態度和服務精神，以順利履行即將獲得的成人權利與責任。在許多已開發國家，常見的成年指標則包括完成義務教育、擁有正式工作並經濟自立、搬離父母住處、組織自己家庭，以及參與公眾事務等等。這些發展任務的達成，除了滿足他人期待，也象徵著社會的新陳代謝與文化傳承，更是青年自我定位和身分認同的重要基礎。

當代青年的困境
人生里程碑的順利通過，可讓青年在社會中找到適當位置，努力追求個人志趣和夢想，從而促進充分的公共參與和社群融入。然而，過去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種種階段目標，對於當代青年卻顯得越來越遙不可及。相較於以往，臺灣年輕人在家務和生計勞動方面的參與程度大幅降低，義務教育年限延長，加以近年來廣設大學和高中職改制等現象，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持續增加。長時間在校學習，意味著不易同時從事全職工作，較晚投入職場，以及較高的經濟依賴。更大的挑戰來自於畢業後的職涯前景。儘管可能擁有較父執輩更高的學歷和專業技術，但隨著就業市場的緊縮和全球經濟情勢的疲弱，許多國家年輕人面臨長期失業的窘境。例如義大利2014年4月份青年失業率達43.30%，趨於歷史高點(Italian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2014)。即使找到工作，惡劣的勞動條件、非典型就業和低迷的薪資待遇已是家常便飯。持續攀升的房租物價，往往讓經濟獨立成為奢望，連帶導致青年在婚姻育兒等其他成年角色方面的遲滯，以及親子之間的單向照顧關係無限期展延，形成雙方沉重的心理負擔。誠然，任何社會不免存在少數弱勢成員，但若情況日趨普遍，以致整個世代都感受壓力，恐將造成大規模的社會排除。「啃老族」、「尼特族」、「繭居族」(Bynner & Parsons, 2002; Toivonen, Norasakkunkit, & Uchida, 2011)等詞的流行，反映了各國青年面臨的相似困境，也凸顯了必須正視的群體風險。年輕人無法覓得自己的身分定位，缺乏社會參與所需的各項資源，容易導致疏離、焦慮或不滿等情緒，甚或出現種種極端行為。凡此皆不利於人際信任和關懷奉獻等公民精神的養成，進而可能對社會凝聚產生嚴重影響。

青年概念的重新思考
在人們生命週期中，成年地位的鞏固需要個體條件、文化脈絡和社會環境間的妥善搭配。這些面向彼此間具有複雜的連動關係，例如當農業不再是社會主要生產型態時，耕作能力對於青年身分認同的重要性將逐漸減弱。過去社群結構相對穩定，個人受限於性別、血統和地域等固有因素，人生道路和角色腳本較為單調清晰。現代社會體制象徵著經濟和文化等層面的重大改變，讓個體有機會掙脫傳統拘束，以多元方式打造各自獨特的生命故事(Giddens, 1991)。成人身分越來越不具有清楚單一的指標或進程。例如有些人擁有穩定工作並維持單身，也可能有伴侶或結婚但不生育兒女，抑或夫妻已有子女仍繼續住在父母家中等等，凸顯了青年實際生活樣貌遠較社會主流期待更為分岐。另一些年輕人畢業後未立刻繼續就學或工作，花費一段「空檔年」時間進行自我沉澱和體驗，或者投入職場後頻繁轉換行業以確立志趣。已開發國家中二十多歲年輕人常見的此種不穩定階段有時被稱為「成人初顯期」(emerging adulthood)，反映了他們尚未站穩腳跟，仍在探索各種可能性(Arnett, 2000)。除了人生軌道多線開展，甚至出現自立與依賴程度的反覆進退，包括持續在就業和失業間擺盪，或者在外居住一段時間後搬回家中，亦即「溜溜球」和「迴力鏢」現象(Biggart, Stauber, & Walther, 2001; Molgat, 2002)。臺灣不僅存在類似情況，還可見到部分青年因補習和準備考試而長久處於人生停滯的獨特狀態（李易駿、古允文，2007）。更重要地，青年從來不是一個同質群體，其發展機會與生命軌跡受到性別、性傾向、族群、身心障礙、社會階層等等條件的深刻形塑。例如身障青年在求職方面常遭受不當歧視，加深了他們自立生活的困難。

青年政策與政府角色
生命進程的多元和彈性固然可視為個人自由的一種擴張，但若非出於自願，種種曲折和停頓恐難讓當事者有正向感受。現代社會「自選傳記」(choice biography)的美好願景已遭致許多質疑，階級差異在世代間持續再製，鞏固了不平等的體制結構(Furlong, 2009)。儘管傳統的成年指標任務在當前益發顯得困難重重，社會大眾和父母師長仍不時以自身經驗出發，力促年輕人依循過去成功模式，履行成年角色期待，並且在他們進展未如預期時多所責難。「缺乏競爭力」、「抗壓性差」等等都是耳熟能詳的批評，反映了對於想像和現實落差的個人歸因，至於時空條件的改變和新興風險的出現卻常受到忽略。相對於此，教宗方濟各日前接受訪問時嚴厲抨擊現今全球經濟體系的弊病，直言其背棄了青年與老人，進而危及人類未來(Catholic News Agency, 2014, June 13)。然而，不同於在照顧、醫療、經濟、保護或教育方面有明顯需求的兒童和年長者，青年常被期望要「自食其力」、「回饋人群」，因此較少獲得公共政策和法令的保障。許多針對弱勢青少年的福利服務與補助皆以未成年人及在學青年為主，其價值預設可見一斑。事實上，現代社會局勢不僅變遷快速，風險來源也從過去的自然力量轉向人為決策和制度，提高了不可預測性和複雜性，非個人努力所能全盤掌握(Beck, 1992)。全球化趨勢更導致在地社群難以避免遭受世界其他區域的牽連，例如金融海嘯和歐債危機對臺灣經濟造成顯著衝擊。這些宏觀變局對於時下青年世代影響甚鉅。有鑑於此，近年許多國家政府和組織日益重視青年群體的處境，透過政策法令和資源挹注等方式，積極營造有利於青年成長和社會融入的制度環境，反映了對此議題重要性的深切體認。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UNESCO）向來關注青年發展，除了頻繁推動多項國際方案、論壇與行動計畫，更大力鼓勵各會員國訂定長期、有共識、跨領域整合的全國性青年政策(UNESCO, 2004)。歐盟亦高度重視青年議題，歐洲理事會在2013年通過「青年保證」(Youth Guarantee)方針，宣示成員國應該讓每一位25歲以下的年輕人在畢業或失業4個月內都能獲得一份工作，或擔任學徒、從事職訓、繼續教育的機會(European Union, 2013)。

青年的優勢與願景
儘管促進青年就業是一項急迫議題，但政府和民間組織在青年發展上的可能角色絕非僅限於此。聯合國在2013年公布一項針對青年的整體行動計畫(Youth-SWAP)，涵蓋面向包括就業與創業、政治融入、公民參與和權利保障、教育及健康等等(United Nations, 2013)。臺灣近年對青年議題的關注日益增加，相關探討漸趨熱絡。前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曾於2005年公布「青少年政策白皮書綱領」，其中設定發展、參與、健康、保護4個主軸。2011年繼而發表「青少年政策白皮書」，詳細說明教育、休閒及文化、公共參與、國際參與、勞動參與及就業、健康、高風險與高關懷青少年等層面的相關政策方向。然而許多討論主旨圍繞未成年者的健全成長，年輕成人(young adults)之需求亟待正視。馬英九總統在就職6週年演說中，直接針對青年議題提出「全力改善學用落差」、「積極促進青年創業」、「加速實現居住正義」、「正面迎向自由貿易」、「全面鼓勵青年關心國是」等5點政策宣示。這些規劃反映出，欲協助青年克服當前挑戰、順利擔負成人角色，需要許多配套策略和資源投入，對他們的支持不宜因為已屆成年就貿然削減。除了營造對青年友善的制度與環境，也應厚植青年的正面價值、學習動力、社會技能和正向認同等等內在發展資產(Benson, Scales, & Syvertsen, 2010)。事實上，青年是富有優勢和力量的群體。他們即使處在瞬息萬變的局勢和艱困的結構限制下，依然努力開創自己的人生(Shanahan, 2000)。尤其現今e化時代的知識技術取得遠較以往便利，年輕人在資訊刺激豐富的氛圍下成長，勇於表達意見和爭取權益，甚或採取行動要求改革現狀，在世界各地促成阿拉伯之春和占領華爾街等等影響深遠的社會運動(Lotan, Graeff, Ananny , Gaffney, Pearce, & Boyd, 2011; Calhoun, 2013)。相應於此，各國公共討論和政策制定越來越重視青年的發聲及參與。行政院日前亦宣布近期成立「青年顧問團」，邀請18歲至35歲青年提供建言，建立跨世代溝通平臺。的確，青年議題的妥善回應不僅在於擬定針對青年群體的個別措施，更應在各項公共政策的研議過程中廣泛納入青年觀點。身處充滿斷裂與不確定性的風險社會，承受全球化和個人化兩股趨勢的相互拉扯，無論年輕人或其他民眾皆不免感受前途茫茫的存在焦慮，以及永無止盡的身分認同追尋(Bauman, 2001)。唯有彼此關懷理解，建構公平正義的社會環境，方能鞏固世代間的互信共榮，讓臺灣社群得以永續綿延與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