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發展季刊

法國歷史學家Jose Cubero（1998）在其作品《Histoire du vagabondage du Moyen Age a’nos jours》（曹丹紅於2007年翻譯為《流浪的歷史》一書）指出，窮人、乞丐、街友（流浪者）一直以來都吸引著社會的目光，在歷史各個時代裡，其角色不斷變換，由於政治統治者的政策變換，或是宗教、慈善等民間機構的救濟或收容，街友在不同的時空背景裡，必須承受整個政治、社會轉型下的影響，不時跟著調整其「建構身份」。

日本反貧困網創辦人Makoto Yuasa（中譯名：湯淺誠）於2008年出版《反貧困：逃出溜滑梯的社會》（蕭秋梅譯，2010年在臺灣中譯版發行）一書，震撼整個日本社會，作者強調這個「貧窮產業」坐大的社會，不斷製造出各種貧困類型的人，其中，部分的街友為了生存，他們犯罪、進監獄，讓監獄成為這類貧困者的安全網，進了監獄後，暫時不用感到貧困，這是多麼諷刺的現象（蕭秋梅，2010：62-63）。因此該書對日本政府倡導多項修補貧困安全網，而非治安安全網之做法，引起社會高度關注。

事實上，臺灣社會對街友的理解是相當兩極化的，有時從「被害者」的角度發出同情之鳴，如2012年5月在臺北市西門町有兩名高中生對捷運站附近的街友潑尿，引起網路與媒體上一片撻伐；另從「加害者」的角度看待街友，則極力予以排除和污名化。惟部份從傳媒、社會運動的角度探討「街友」的正確稱謂（郭盈靖，2009），認為過去他們的稱號，一直被這社會錯誤標籤化，迄今仍以貶抑的稱謂：「遊民」，形容他們。

1990年代以後，臺灣民間服務團體曾公開呼籲，「遊民」或「流浪漢」的稱謂帶有「整日無所事事」之貶抑意涵，建議改稱「街友」（日本則稱他們為「露宿者」），以示中性、親善、平等的對待關係（方孝鼎，2012）。另一方面，檢視媒體的新聞論述，可以「再現」（representation）社會意識型態的鬥爭情形，並從其論述的社會建構，發展出一套合理的社會治理模式，如街友「入侵」公共空間，引發基層民眾反彈與害怕，故不時透過民代與地方政府官員的介入處理，反映出統治者、階級者、知識權力者對弱勢團體的「治理技藝」（黃克先，2006；郭盈靖，2009）。

從犯罪防治的觀點來看，在報導街友的新聞論述所建構之歷史脈絡裡，我們可以重新認識不同犯罪學理論的主張，如為了符合早期統治者治理社會目標而「先驗存在」的論點最容易被理解，早期國民政府遷臺後，關於政府官方頒布之最早的街友三法（1949年《臺灣取締散兵遊民辦法》、1968年《臺灣省取締遊民辦法》、1973年《臺北市取締遊民辦法》），無論從名稱或內容條文發現，街友都是不折不扣的潛在或實際的犯罪者（黃克先，2006：3）。此外，我們也可以站在理解街友生活情境的角度，從犯罪預防的角度，先批判原先視為「理所當然」之社會治理模式，再來討論：「如何讓街友脫離犯罪副文化與偏差/犯罪者的烙印？」這絕對是「犯罪學轉換新鏡頭」的好機會，值得重新再賦予新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