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發展季刊

我國行政院年金改革小組對當前年金制度改革的問題設定，僅止限於人口結構趨勢和財政負擔能力間的簡化關係：面對（老年）「養不起的未來」（考試院用詞）;然後再用「社會公平」與「世代包容」來包裝。行政院說帖「年金無虞、老年無慮、請支持年金改革」宣導摺頁 （2013.6.24）中陳述著：「少子女化和人口高齡化之趨勢，以及景氣變動（這幾乎是贅語），已因支領人數增加、期間延長但繳費人口逐年減少，而出現財務失衡…，最晚民國120年（基金）即可能用罄」。改革小組於是設定了財務健全、社會公平、世代包容、務實穩健等四項原則，作為年金制度改革的基石，並送交立法院審議中。這一改革的方向，朝向不予明說（包括重視理財能力）的自我企業化（self-entrepreneurship）模式，意圖取代傳統（或古典）老年退休保障的勞動者團結模式和排除當代的公民理念模式。仔細地探究後，我們必然會發現這一今日的解方，卻是明日的病灶：每個人被迫（直、間接）倚賴高風險的財務收益、升高威脅民主自由基石的仇恨政治，而人口結構仍將依舊持續地萎縮老化。於是，所謂漸進改革的務實策略，就會是種溫水煮青蛙的嶄新自由主義政略（governmentality）。

就制度設計邏輯來看，這一（號稱）引用世界銀行「多層次架構」修正版本的年金改革提案，依舊沒有跨過我們先前所分析〈國民年金制度發展的三道挑戰〉（張世雄，2006）。不僅從根本就恣意地混淆多（五）柱年金（5 Pillars pension scheme）和國際勞工組織（ILO）所倡導多層次年金（multi-tiers）的概念與精神，在這修正版的多層次年金架構中，一再凸顯出如何擴充私部門（指市場，偶而召喚家庭倫理的陰魂）和建立個人儲蓄帳戶的自我企業精神與責任，加深了現有社會保險危機（前引文設定）的第二道挑戰。其次，操作於軍公教、勞保、國保、農保和榮民的社會碎裂架構間，社會公平的論述作用，僅容許政治（如稅制改革）問題的經濟化和經濟（不平等）問題的政治敵對化，從而在激發「我們恨政治」的第一道挑戰之餘，正當化了複雜問題成為單純的財務精（計）算與財政平衡原則的技術（簡）化和去政治化。在塑造（責任）個體化的技術和激發仇恨政治的提案設計中，原有的人口結構問題被當成既予不變的設定，以說服個人及其家庭要去適應新的個人生命歷程變遷，包括增加個人的可雇用性和理財能力、去家庭化而商品化各種社會需要（如老年、兒童和身心障礙者）的照顧服務購買，或讓生兒育女成為一種奢侈品的非理性消費行為。於是，改革清單成為一帖只求治標（降低財政負擔）不治本（公民人口生命歷程變動）的高劑量類固醇藥單。

本文我們建議要在社會保險和個人儲蓄帳戶之外放眼看去，基本收入[1]的老年年金制度及其所蘊含（反經濟權力宰制）的公民共和主義（Civic Republicanism）理念，如何提供機會成為跨越這三道挑戰的基礎架構，朝向孕育民主政治參與的公民理念方向去從事改革，並同時平衡勞動者模式和企業家模式所展現的安全（風險限縮）與彈性（風險承擔）兩種極端要求。首先我們就老年年金的名稱、功能與目標，給予一個點線面、制度構成的正名。並依序檢討不團結的年金改革草案、高風險市場經濟下的財務穩健要求，和缺乏關懷倫理/照顧關係的家庭及人口政策短路。其次，區別和對照兩種對年金改革草案的主要評論和政策倡議策略，以及它們和當前流行的社會投資國家概念的關聯。社會投資國家概念的內在難題，則讓「就業社會」修正的社會保險和「公私混合」個人儲蓄帳戶取向的兩種政策倡導，停留在消極性財務的刪減和資產調查或排富條款化的最低保障，卻缺乏邁向生產性社會投資國家的過渡藍圖。但我們還會進一步指出，社會投資國家更為深層的自我箝制，屈就於一種「就業社會」觀點，公共投資多侷限於就業所需的人力資本，卻萎縮了家庭和公民社會的活力發展。隨後，藉著修正社會投資國家的就業社會框架，提出基本年金（Basic Pension）和公民地位理念，反省並建議修正年金改革的基石與方向。簡單的結論則建議重新認識當代生命歷程的制度重組和結構轉型的回應，以提出對年金改革焦點的再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