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發展季刊

2013年3月14日，當行政院長江宜樺在行政院會聽取勞委會報告「從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到社會企業推動情形」，其認為社會企業是新興的企業型態，也是國際發展的趨勢，期盼企業能負起更多社會責任，促進社會公平並改善失業問題。從公共政策角度，此宣示顯示社會企業已經從系統議程邁入政策議程，事實上，社會企業在臺灣並非新概念，許多非營利組織基於永續發展理念，紛紛嘗試轉型為社會企業，希望藉此提供弱勢就業機會，進而具體創造社會價值，達成滿足社會與經濟雙重底線（double bottom line）目標。但檢視國內外研究可以發現，社會企業一路走來並不順遂，特別是一些協助身心障礙者與弱勢者就業的非營利組織，欲轉型成為社會企業時，不僅面臨人力與資金嚴重短缺的雙重弱勢問題，市場規模不足也限縮盈餘空間，致使社會企業常遭遇許多障礙與挑戰（Dees, 1998; Peattie & Morley, 2008; 鄭勝分、劉育欣，2012）。從國際發展趨勢發現，面對社會企業發展障礙，政府政策工具的介入被視為支持社會企業發展的基石。然而，或基於社會企業尚未有清晰定義，或基於政府對於社會企業內涵的不甚瞭解，政策工具雖可能是及時雨，惟若停留傳統補貼政策思維，可能使社會企業落入資源依賴的漩渦，一旦政策補貼抽離或退場，社會企業恐又面臨倒閉危機，無法落實授人以漁政策目標。

從建構完善社會福利系統的角度，適當的政策支持系統，對社會企業整體發展至關緊要，惟政策工具必須有其合法性基礎。礙於社會企業是一個相當寬廣概念，因各國政經結構不同而有差異，復以社會企業兼具社會與經濟雙重底線特質，更加深法制化困難度，導致社會企業在現實環境中，苦尋法律立足點以維持營運（OECD, 1999; Shaw & Carter, 2007）。缺乏法制化結果，造成社會企業組織定位欠缺穩定性，部份選擇在非營利組織下設事業體，例如喜憨兒基金會的餐坊，部份則選擇公司登記，例如黑暗對話社會企業股份公司，然兩種社會企業形態牽涉不同治理模式，不僅須考量治理成本問題，稅賦負擔亦大不相同，且若直接以公司登記成立社會企業，也可能將自身摒除於政府補助之外，即使收支得以平衡自足，也難有機會擴大社會影響力，增加社會參與機會，遑論提供弱勢就業者就業之社會企業，營運情況愈顯艱困。

由於社會企業欠缺法制基礎，加上社會企業混合（hybrid）特質，致使社會企業難以在非營利組織或營利公司之外找到自我定位，當越來越多社會企業成立後，定位不明即成為不得不面對的難題。有鑑於社會企業法制化欠缺期待性，許多社會企業遂進行另一波的再轉型，非營利組織和企業轉型社會企業後，又朝向成立公司或基金會邁進，以期獲得法理保障穩定組織營運，例如勝利潛能發展中心成功加盟全家便利店後，開始思考直接成立公司以符合目前法制，而大誌文化（The Big Issues），雖先以公司登記協助遊民及身心障礙者就業，但未來希望成立基金會，則是基於交叉補貼考量，希望能獲得大眾捐款支持。

基於上述社會企業面臨問題，建立社會企業的政策支持系統，實為我國社會企業發展必須慎思的重要課題。據此，本文擬藉各國社會企業發展經驗，及其相對應政策，據以分析建構我國社會企業支持系統之可能性。依據研究目的，以下首先分析重要國家社會企業政策支持經驗；其次，檢視我國社會企業發展現況，並參照重要國家經驗，探討有助於社會企業發展政策支持模式；最後歸納研究所得，提出促進我國社會企業發展之初步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