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發展季刊

猶記得高三畢業那年夏天的某個午后，甫進行完上課前的問候禮儀，地理老師緊接著就問我們這群女生上大學的理由，有個同學立即回答：要嫁個好先生…。當時候的自己對性別尚是不察，就和著同學們的笑鬧聲，上完了接下來的課，日後有機會和其他領域的人討論性別議題時，「上大學是為了嫁個好先生」的說法，成了例子。

女性從出生的原生家庭、到進入婚姻，整個過程充滿規範性的安排，在如此富有秩序感的緊密規範安排中，女性自小就甘心情願、自動自發的許下要進入婚姻家庭的美夢，夢境是：拖曳純潔白紗、盛大隆重婚禮、才子佳人深情擁吻，然後王子與公主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當深情擁吻結束、隆重婚禮撤場、拖曳白紗褪去之後，新娘算是正式拿到進入婚姻家庭的入場券，開始承擔來自父權結構嚴密設計規範安排中一連串的角色責任：妻子的、媳婦的及母親的。

值得再繼續觀看與分析的是，女性在增權的現代化過程中，或是運用教育程度、或是運用經濟能力、或是運用個人自我意識的提升，來改善環境中尊卑的兩性角色處境，但似乎並未能真正跳脫父子軸家庭的文化規範（蔡文瑜，2007）。身處原生家庭的女性，僅是延伸了女性的家務勞動，與更加認可於以父親為核心的權力安排位置，進入婚姻家庭，於是形成中、高學歷之女性偏好以男性為主的婚姻家庭設計，男高女低的婚配婚姻階梯設計中，不僅是限制了女性選擇婚姻對象的空間，特別是當男性配偶刻意維繫男尊女卑的性別位階時，婚姻中的女性將因此陷入：未能實現婚姻規範而需承攬極大角色扮演的責任與壓力（陳君婷，2007；陳美如，2006；蕭淑仁，2003；歐宇帥，2001）。莊廣婷（2006）研究指出，父子軸文化的設計讓婚姻成為女性最終的生命價值核心與身心歸宿，意即婚姻家庭成了女性實踐生命價值與安放身心的最佳場所。至此，既然婚姻是父權社會為鞏固父子軸文化而建構之鎖權策略，終能明瞭「上大學是為了嫁個好先生」話語中的深切期盼。女性進入婚姻家庭之後，真能如童話故事中所言：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嗎?在筆者加入一個為受暴女性倡權的非營利組織工作、接觸到遭受配偶暴力相待的女性與她們的孩子之後，終願相信：婚姻之家往往也是為女性帶來傷害的源頭。

婚姻暴力一直是存在於臺灣社會的重要議題，我國《家庭暴力防治法》通過的這近十五年，在政府與民間的努力之下，社會大眾已漸能揚棄父權思維而傾向於理解與同意對女性的暴力是犯罪問題、人權議題。劉可屏（1987）以「虐妻問題」為題，發表臺灣第一篇以婚姻暴力為主題的學術文章，此舉為國內親密關係暴力議題的探討植下初生之苗；1993年10月，發生鄧如雯女士殺夫事件，適逢，同時期的世界婦女高峰會議在臺北舉行，婦女團體積極討論此案，媒體大篇幅的報導，因之引起更多國人關注存在於臺灣社會中的婚姻暴力問題。

臺灣的婚姻暴力問題在歷經《家庭暴力防治法》立法與修法之後的現在，究竟問題的嚴重程度為何呢？我國在婚姻暴力發生率的相關方面研究相當匱乏，「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以下簡稱家防會）曾經委託王麗容等（2003）進行全國婚姻暴力調查研究，結果顯示17.4%的臺灣婦女曾在婚姻中遭受暴力對待，從家防會2009年家庭暴力事件通報表的統計資料也顯示，全國通報家庭暴力的案件數有89，253件，其中屬於婚姻關係暴力者約占53%，而女性受害人占了近八成；這些數字在在都說明：婚姻暴力事實是普遍存在於我們的生活當中，而受害者以女性為主。

為能更理解女性在婚姻關係中的受暴經驗與掙脫行動，茲從女性在家庭的位置及暴力中的女性兩個面向討論女性與婚姻暴力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