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發展季刊

福利國家的發展從1940年開始，到1970年代黃金時期結束了。1970年代左派學者如O'Connor（1973）與Habermas（1976）首先對「福利國家危機」提出批判，並揭櫫新社會運動（如綠色環保運動、婦女運動）作為對抗現在性的社會力。這種根植於草根層次對正式政治體系力量的「除魔化」（disenchantment）運動，雖然挑戰了系統化、殖民化的生活世界，但是也產生一種「弔詭性」的社會效果，那就是社會大眾對於正式政治系統的不信任、疏離與冷漠。因此後現代理論崛起，宣稱「現代性」已經死亡，社會呈現的特質是不確定性、離心化，並且譴責「啟蒙」所帶來的社會危機。雖然後現代理論描繪了一個社會圖像，但是並未提出一套有效的政治替代方案，也未能提供任何有意義的「政治－倫理」架構可以運用在社會系統（Gleeson, 2000）。

近年來Beck與GIddens等人（1994）發展出「反省性現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理論，提出現代社會並未「死亡」，而是由「第一現代」進入到「第二現代」的轉化，並且建構一套論述社會「轉化」的機制及轉化後的社會特質，來與後現代理論進行典範競爭。反省式現代化理論（The theory of reflexive modernization）的論點，最有價值的是重新精鍊社會學傳統的「反思性」哲學，以「實踐性」的角度，展開「第二現代性」對「第一現代性」反思批判。其中，Beck提出「風險社會」的理論來解釋當今福利國家社會變遷的特質，他宣稱現代化有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簡單的工業社會，第二階段是複雜的風險社會。因為當代發生了兩個重大社會事件──「柏林圍牆倒下」與「車諾堡核能災變事件」──是使簡單的工業社會瓦解，而走向風險社會。「柏林圍牆倒下」代表馬克斯主義不適用當代社會；「車諾堡核能災變事件」代表「生態政治」（ecological politics）的誕生。這兩個事件的產生使當代開始注意到風險的問題，因為我們居住在工業化所型塑的風險社會中，所以我們需要把焦點轉移到技術、科學與工業非預期後果的回應。換言之，Beck（1992）把「福利國家」的議題，轉化到「風險社會」的議題，其論點也開始引發大眾對風險的警覺性，因而風險社會理論衍生出新的社會關注焦點，包含：對技術專家與政治菁英在決策體系中的角色產生質疑與挑戰：對風險社會的認知與對應之道；對決策、科學與民主過程非意圖後果的反思；對發展的自我限制性；責任、安全與監督準則的再決定；傷害的限制與傷害後果的分配；以及大眾信任等議題（Ali, 1997）。

根據Beck與Giddens等人（1994）的論述，「現代性」本身便是一個「風險文化」，風險不只是現代科技的構成部分，也深植於現代的社會組織與系統之內。「風險社會」不受任何國界限制，是以全球作為單位，沒有任何地區居民能自外於這一既定的客觀現實，所以台灣亦不例外（顧忠華，2001：33～34）。

然而台灣的研究尚未有對第三部門的風險社會觀念作有系統研究，因此本文研究目的是：一、透過相關文獻探討「風險社會」與社會福利發展的關連性。二、透過實證研究來瞭解台灣第三部門的「風險社會」觀及其服務特質。三、探討受訪的非營利組織近年來面臨政策環境、案主群與社會資源的變遷，對其組織在服務遞送上產生何種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