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發展季刊

台灣人口年齡結構在20世紀前半呈現幼年化的情形，在後半世紀產生了急劇的變化。1950年代總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s）達6人以上之後即快速下降，經過30年左右，於1983年總生育率降至2.2人，達到所謂的「人口替代水準」（replacement level），此後人口轉型進入「低生育」的階段。1993年老人（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數超過7%，開始步入「高齡化」，到2006年底，台灣地區老人人口已達228萬7千人，占總人口10%。根據行政院經建會所發佈的人口中推計，台灣地區人口在2017年時老人人口數將超過15歲以下的幼年人口總數（行政院經建會，2006）[1]，屆時台灣又可以稱為「老齡國家」。

人口的變遷影響層次相當廣泛，最直接的就是衝擊到家庭結構與居住型態。例如，台灣在二次戰後處於高生育率時代，同時死亡率也在下滑，換言之，一對父母不僅可以生育6位（假如）子女，且大部分可以養活並生存到成年。因此，當子女陸續成家，除了原來有的「主幹家庭」（即父母和一位已婚子女居住，也可能加上祖父母），還可能因子女婚後「各立門戶」而分出數個「小家庭」，即便扣除女兒出嫁，那麼也可能增加2、3個小家庭，或稱之為「核心家庭」（通常指一對夫婦和其未婚子女所組成）。當然，也可能是另一種極端狀況，即幾位已婚子女仍和父母居住而形成所謂的「擴大家庭」（即父母和不只一位已婚子女居住）。進入21世紀後，生育率持續下降且人口將加速高齡化，如果一對夫妻只生一個兒子或女兒，那麼當這對夫妻進入老年時，可能自己獨居、和未婚子女共居、或和已婚子女共居，這些居住型態可歸類為「獨居」、「僅和配偶居住」、「核心家庭」或「主幹家庭」。

前述例子凸顯出人口學因素（世代間不同的生育率與死亡率），之於家庭或居住型態變遷的重要性（Chen, 1987，王德睦與陳寬政，1988，王德睦與陳寬政，1996，陳寬政、王德睦與陳文玲，1986）。但人口因素並非唯一，隨著時間、環境與經濟的變遷，人們也可能在想法與偏好上產生改變；尤其是老人的居住型態，除了人口因素，經濟、偏好、家庭關係、居住環境以及社會政策等，都可能是影響因素。這樣的解釋，最具有代表性者莫過於「工業化」理論（Goode, 1963，Parish, 1978）。簡言之，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工業化會促進人口遷移，尤其是減少了世代傳承衣缽，年輕人傾向於遷往都市就學或就業而形成人口的流動，並可能在都市地區落戶甚至結婚生子而組成夫婦與子女為主的「核心家庭」（徐良熙、林忠正，1984，1989；齊力，1989，1990）。此外，該理論也強調教育與經濟能力的提升，也會改變居住環境與型式的偏好，人們往往朝向生活自主、重視隱私的「小家庭」或「核心家庭」的居住方式。相較於人口轉型論者，工業化論較傾向於「規範性」的改變以及「偏好」的形成。換言之，人口因素提供了客觀的家戶組成或居住型態的可能性，至於在這些可能性當中的主觀「選擇」，工業化論也提供了一些註解。

本文主要目的不在於延伸人口學因素或工業化的討論，而是在相同的架構下，試圖從一個不同的家戶類別來反映當下的變遷，並分析老人在這些家戶型態中的居住情形。以下，本文將先介紹近年官方相關調查對於老人居住型態的估計；然後，將採用歷年「家庭收支調查」分析1990～2005年我國的家戶型態以及老人的居住型態，並預估未來可能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