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發展季刊

社會福利民營化在我國的推動，雖其概念的引進始於1990 年代之後，但是實務的發展則自1970 年代即有，隨個案委託、方案委託及公設民營模式次第發展。（孫健忠、1988，郭登聰，1999，林萬億等、1997）這種實務早於理論、行政先於政策的發展，似不足為奇。畢竟，社會福利民營化的推動被認為具有下列的優點，包含：(一)縮小公共部門的擴張；(二)增加行政預算的彈性；(三)生產成本的降低；(三)服務提供具有效率；(五)解決資源不夠或分配不均，使其有彈性；(六)借重私人專業能力；(六)增加服務使用者選擇之自由機會；(八)提高案主的自助動機；(九)傳統地方性服務的持續供應；(十)法律強制規定之保障；(十)落實案主受惠原則；(十二)增加參與機會，整合社會資源網絡。（謝美娥、1991、1995，林碧茹、1997，李瓊瑤、1994，賴珍如、1997，林萬億、1998，孫健忠、1998）

當然，促使行政部門積極推動社會福利民營化的原因，則是：(一)精簡員額；(二)結合資源的考量（劉淑瓊、1998a）。惟社會福利民營化本身則是複雜且有其發展之歷史脈絡的結果，甚而被認為有著經濟、社會及政治的邏輯思維存在。亦即經濟邏輯強調分散性的競爭，著重效率和選擇，競爭性市場以個人選擇為重，能發揮社會協調的自主機能，而產生資源配置的效率；其次，在社會邏輯，基本信念是一個好的社會組織構成與運作，應該是建立在社會成員的志願性結合和合作之上，亦及重組人民力量，草根組織及社區發展的特質；再者政治邏輯，認為國家福利功能的推動與擴張，會造成政府的過度負擔，民營化則是為舒縮此困境而來（趙碧華、2003）。

誠如，對於社會福利民營化的討論是極為繁複且爭論，在此則扣緊前述所提，行政部門可能居於實質工作上需要而有所促成。然其進展卻有迭遭諸多的不順和問題：(一)欠缺一個明確的法令體制或實施要點；(二)社會福利民營化類型或模式的侷限；(三)業務委託或公辦民營涉及權責及業務轉移；(三)接受委託機構本身人力不足，經費不穩定；(五)公辦民營引發法制爭論，機構屬性不明；(六)行政部門遭遇委託對象難尋及機構不健全；(六)對委託對象欠缺評估的標準或依據；(八)存在政府的委託條件不足或不齊全；(九)對服務對象在不當委託之下成為犧牲者；(十)社政體系面對服務品質的無奈；(十)行政部門與民間機構存在角色與權責不清；(十二)整個委託或公辦民營存有上對下的溝通協調不當（廖啟富、1994，蘇淑慧、1996，賴珍如、1997，柯三吉、萬育維、1994，林碧茹、1996）。

確是，社會福利民營化在推動之初，委實存有著政府本身、政府與民間機構、民間機構本身、服務案主及社會大眾對其陌生和不瞭解。因而，上述諸多問題的出現即是可以理解。然值得重視的是政府部門從 1970 年代即開始的社會福利民營化作為，卻遲遲至1997 年才有一個「推動社會福利民營化實施要點」的出現。在此之前則僅有1994 年「委託民間辦理殘障福利服務實施要點」或1994 年的「社會福利政策綱領」做為參考（陳武雄、1997）。

但儘管有此要點的依據，社會福利民營化的推動仍舊是問題重重，從簽約時間、夥伴關係、無專責組織、沒有清楚的採購規格說明、沒有釐清經費分擔責任、沒有系統的供應者管理、沒有雙方合作解決問題的機制等（廖靜芝、2000）。簡言之，即是從政府到民間，由政策方向、行政管理、契約內容以至作業規定，似非此項要點所能解決或回答（趙碧華、1996，劉淑瓊、1998b）。

對於「推動社會福利民營化實施要點」，個人曾為文指出其利弊和限制。即：(一)政府責任不齊；(二)委託對象有限；(三)委託類型不足；(三)以委託者立場為主；(五)偏重有經驗受委託者；(六)對延續權責不周；(六)委託者提供責任不全；(八)契約平等性不夠；(九)甄選工作不明；(十)終止關係不詳（郭登聰，1998）。事實上，對此要點的不滿或批評，亦有各方提出。但大致皆期許社會福利民營化，需要一個周全的法制體系建構，而非單靠或依賴一個簡單的要點可涵蓋周全（林萬億等、1997）。

確實，要處理社會福利民營化的問題，其所牽連的層面及範圍是極其龐雜。從國家政治層面而言，則是整體國家對於民營化推動從公營事業，公共建設到公共服務，而社會福利民營化即包含其內；在指揮權責層面，社會福利民營化亦牽涉到各部門之間的整合，及其回歸到體制的內容；就意識形態方面，則是否清楚認知民營化的重要及必須，且應有所認知；在政策法令層面則是否為所有社會政策及法令的內容皆觸及，而非少數認為；在行政管理層面，則是政府如何調整其與民間關係，改變行政管理心態；從民間層面而論，則是到底民間又何以認知其民營化推動的關係及責任；就發展趨勢層面而論，社會福利民營化可能會逐次擴及到各相關領域，如營利性思維；就限制範圍層面，則是體察社會福利民營化並非萬能靈丹，是有所限制（郭登聰、2001）。

綜此可見，在社會福利民營化推動迄今，其問題的糾纏不解是可清楚和掌握，儘管社會福利民營化的推動有諸多的阻難，但就實務而言，其發展的趨勢及現象仍呈正面的成長情況（施承斌、2004）。對此，如何使其能順利推動，甚而使問題解決便成為一個重要課題。

本文即順著此思維，企圖為社會福利民營化推動上問題的解答，尋求可能的嘗試。尤其是在原本社會福利民營化推展所憑依的「推動社會福利民營化實施要點」，在民國九十年之際，因國家的整體推動民營化的政策有所調整，而做了廢止。對沒有法律依憑而推動的社會福利民營化，將要如何進行。或其是否有新的法令依據，而此等將又如何滿足或解決前述社會福利民營化的諸多問題，顯然是值得大家思考和探究，對此即是本文的目的所在。確是，推動社會福利民營化實施要點被廢止的時間在民國九十年之時，也正逢國內政黨輪替之際。倘以新執政黨所揭示的「第三條路」或「新中間路線」的思維，似對於社會福利民營化的推動並非採取反對或消極的態度（鄭武國譯、1999）。且更明確是行政院在修正原有民國八十三年頒布的「社會福利政策綱領」，也真實提到在面臨二十一世紀的人口老化、家庭功能萎縮、政府財政困難以及社會價值變遷的挑戰，另後全球化、後工業化帶來種種問題，國家的社會福利有必要調整和轉變。如何確保人民的福祉優先原則，包容弱勢國民，支持多元家庭，建構健全制度，投資積極福利，中央地方分工，公私夥伴關係，落實在地服務，整合服務資源等項推動原則（行政院、2004）。由此可見，社會福利民營化的必然和需要似有其定位和意義。

即是如此，顯見前述「推動社會福利民營化實施要點」的廢止，並不意味社會福利民營化的終結，而可能是一個新的體系及法制建構的開啟。當然此等新的內涵到底如何，是否真正適合社會福利民營化的發展需要，就值得大家探討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