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發展季刊

　　近年來隨著時代的變遷及網路資訊發達，各地民意代表為拚高曝光率及好感度，無論是開實體或網路記者會、施政直播，無不使出渾身解數，就為在選民心中留下好印象。然而因「弱勢關懷」議題總能引起社會大眾關注，越來越多民意代表打著正義的旗號，強行介入社工人員專業服務的狀況層出不窮。

　　民代介入社褔的狀況在全臺各地時有所聞，如地方民代前往兒保個案家中拍照，曝光受虐兒少的居住環境及鄰里資料、民代以社群媒體直播方式，揭露主責社工個資、民代在議會殿堂上直接爆料校園性侵案件、更有民代介入兒保案件主導與警員協助在派出所演戲嚇兒童等，這些民代似乎爭先恐後急著將個案資訊或處理過程公諸於世。社工人員處理或回應如無法符合民代期待，可能馬上被修理或受到不堪入耳的言辭羞辱。北部就曾發生某民代施壓逼迫公部門社工離職，引發社褔界走上街頭抗議，中部也曾有民代因指責公部門社工「坐領高薪」、「只吃飯拉屎」，引發社工界集體憤怒（陳逸淳， 2016）。

　　臺灣是一個高度自由的民主國家，民眾可透過選舉，從基層民代的里長、議員，高至立法委員，都能自由投票選出想要的民意代表。正因為如此，民眾也習慣請託民意代表，直接向公部門施壓以主張或爭取自己的權益，這樣的現象特別普遍存在於各縣市政府，這種民眾請託地方民代的文化也成為地方民代重要的選民服務方式之一（Yu & Liao, 2020）。

　　民意代表為選民服務是理所當然，但是在分際上應該要有所界限，他們相較於一般民眾有更多的管道與機會能了解社工的工作倫理與相關限制等，若民代想要博取版面大可透過關係，在尊重社工專業與解決兒保問題間取得適當資訊，再透過幕僚集思廣益，想出一個既專業又能解決問題的做法來強調自身在社福領域的關注與專業。然而許多民代卻選擇以傷害或壓迫社工人員的方式來獲得曝光，將社工推向前接受大眾的指責與批評（非彌， 2019）。試想當事件發生後，社工及其單位都還沒來的及自我檢討前，就被迫被民代及社會大眾嚴加批評，對於事件本身不但沒有幫助，反而可能變成壓垮社工最後一根稻草，讓社工走上離職一途。

　　舉例來說，某個三歲兒童在幼兒園遭受老師體罰，家長求助民代後，民代高度介入並痛罵公部門冷血，未能協助幼童免於受暴，主責社工被要求鉅細靡遺交待服務細節，而對各種調查及社會公評，最終因受不了壓力而離開社工崗位。民代介入是類案件，可以形塑出民代「有在做事」、「關懷弱勢」的正義形象，相對被汙名化的社工人員因「混水摸魚、不積極任事」，才會被民代責罵；此種只問福利不問專業的民代，成為民代面對人民陳情的最高原則（陳逸淳，2016）。這也是民代喜歡介入「社會公益性事件」，此時若再透過媒體推波助瀾或自媒體直播及社群媒體分享，可讓民代「名利雙收」，甚至助攻下一次選舉，讓民代可取得連任機會，而持續有權利介入「社福案件」，長久打著監督與替人民發聲的旗號，干預社工專業處遇。

　　民代督促行政部門是其職責，然高度介入及不明究理的干涉，反而造成反效果，這樣的反效果會施壓及影響到執政者的合法性權力，如果機關行政首長扛不住壓力，亦會影響公部門的社工處遇的公平及一致性。民代拿著「選民服務」的大旗為藉口，公然介入個案的處遇及資格審核，這些都讓主責社工倍感壓力，社工照著SOP流程「依法行政」，卻因民代的介入而需更改處理方式，這種結果也會使得社工陷入違法的高度可能性，也是最讓基層社工感到無力的主因（姚智仁， 2021）。

　　作者因為工作關係，時常需不分黨派與各級民代互動，大多數的民代都能秉持公平正義及理性對話的原則；僅少數幾位民代較為固著與情緒化。雖然公部門在處理民代請託案件時，會擬定處理流程及處理層次；多數民代的助理、秘書或辦公室主任，也都可配合行政部門的處理流程，然而民代的請託案件時常伴隨著某些期待，當民代介入後，一線社工容易因民代的介入而產生「反感」，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討厭人民透過關要干預處遇結果；有時也包括不知道要如何回應民代？又或者要試探長官對民代有什麼回應與承諾？社工到底要做到什麼程度，才能符合社工倫理而又能達到民代關說的期待等等。爰此，本文主要目的是為因應臺灣民代特有的選民服務文化，累積個人在工作上與民代互動的實務經驗及爬梳相關文獻，整理相關的因應策略，期能提供實務工作者應對民代介入社工專業時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