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發展季刊

　　國際社會常將1990 年代稱為社區的年代，各種有關社區政策的推出，無論是健康、住宅、就業、犯罪或照顧領域，經常以一種社區的「再發現」（rediscovery）、「更新」（renewal）或「再現」（resurgence）之姿態出發，主要目的在於回應社會高度現代性發展下，所帶來之社會疏離、犯罪、貧窮與不平等等現象。這些話語的背後，社區被賦予多重的意義，一方面，相較於現代社會人際互動的冷漠，儘管人們高度享有物質生活的進步與滿足，但生活世界的高度社會分化與專業化，逐漸產生如George Simmel指稱之個人為外在世界所控制，以及Marx Weber所稱社會處於高度追求效率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現象，在這些過程中，伴隨著人們精神與心靈層面之空虛、無聊感，形成一種將情感投注於對傳統社區的緬懷，社區被認為是溫暖的、值得信任的，透過政府的政策或是資源的投入，其基本的假定在於喚醒人們舊有的傳統價值，例如，互助、互惠與凝聚力。 Duerden（2018）即指出，社區是一種善的力量（force for good），缺乏社區將會是當今「社會之惡」（social evil）（引自 Gilchrist, 2019, p. 1），這可說是一種對社區精神和社區關係的渴望與呼喚。

　　在這股社區主義的思潮下，如何將社區納入公共政策內涵，已吸引政治人物高度的關注，再加上許多專業者或學術界的倡導，一種主張傾聽人民聲音或形成多元政策網絡的論述，影響著社區政策的形成（Miller & Ahmad, 1997），亦促成「社區」成為公共政策實踐的主要場域，使得「社區」（community）或其附加語「以社區為基礎」（community-based），在提「地方層級」（local level）或「與民共事」（working with the people）之公共服務時，已成為普遍流行或默認的術語（default terminology）（Titz et al., 2018），且「社區治理」（community governance）一詞，亦廣泛地出現於各項公共事務的討論（如：黃源協等人，2015；陳秀卿， 2015；蕭文高，2019）。

　　臺灣早在1965年行政院頒布的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即首度提出「社區發展」一詞，之後，與社區發展相關的政策、綱領、綱要或方案即不斷地被提及，例如，1968、1991年的《社區發展工作綱要》、1994年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提出的「社區總體營造」、1996年內政部的《推動社會福利社區化實施要點》、 1999年行政院衛生署提倡的「社區健康營造」。1999年的921大地震後，社區更被視為是災後重建的重要基地，尤其是2002年行政院核定通過「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2002-2007）」之「新故鄉社區營造」，以及2005年行政院核定的「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再次的強調「社區」乃為政府施政的重點工作。2016年行政院核定的「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簡稱長照2.0），出現「社區」一詞更高達 541次，計畫目標為：建立以社區為基礎之照顧型社區；衛生福利部2017年核定的「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社區」一詞亦出現267次，計畫目標為：建構「以家庭為中心、以社區為基礎」的服務模式。

　　前述的發展強烈地意味著「社區」是解決許多社會問題希望之所在，且其所涉獵的範疇已從傳統社區發展之社區公共設施、生產福利與精神倫理三大建設，逐步展延至關懷照顧，再延伸至社區生活的各個面向（如：產業、人文、治安、環境、生態⋯⋯等）。發展迄今（2024），許多中央及地方政府的部會或局處，皆對社區寄以厚望，且將社區納為其推動業務的一環，傳統的社區發展模式亦隨之趨於多元且複雜，如何開發及善用社區的量能，並爭取與統整外部的資源，已成為許多地方社區組織的重要工作。基於前述的發展趨勢與現象，本文旨在從社區治理（community governance）的觀點，尤其是公民參與、網絡及權力等與社區政治相關的面向，探究臺灣社區須面對的治理議題，並據以提出對社區工作的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