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發展季刊

　　身為身心障礙者，我常常思索一個問題。究竟如此不便的我，生存於世有何意義？直到走入倡議路上，才重新建構，定義自身因身體障礙的諸多血淚並非悲劇，而是深刻體認到，人生使命從自我接納開始。我很感激倡議路上，不論國內外許多障權、人權前輩帶給我思想廣度與深度上的啟發，使我卸下了「障礙是自己問題」的沈重擔子。
　　「障礙」如果不是我的問題，那又是「誰」該來承擔？當我思索著「障礙平權主流化」這個議題時，腦海中閃過一幕幕倡議路上，人微言輕所受的無視；受苦的身心，得不到他人理解，社會接納的救贖。
　　如果要問如何推展障礙平權？我想應先從建構「可及性」的參與開始。
　　筆者出生在1980年代，當時醫療資訊不發達，不清楚何謂「罕見疾病」，父母更不知道「成骨不全症」該如何照顧。自有印象以來，就在不停的練習走路、跌倒骨折、開刀進出醫院中度過。當年沒有「全民健保」，從事勞力工作的父母，刻苦承擔一切醫療費用，還得照顧一家六口。當年《殘障福利法》並未完全落實「受教權」，使得筆者自幼失學，在家自行教育。又因家庭經濟不寬裕，無法購買或承租足夠便利的無障礙電梯住宅大樓，當年更沒有無障礙交通的捷運跟復康巴士。回想起來，現在筆者享有的諸多公共建設、社會服務、制度政策，如果早40年就建立起來，人生光景必然不同。對當年只能從電視看見花花世界的我來說，「處處受限」是深入靈魂骨子的痛，「社運」的種子在心中萌芽。
　　直到筆者在2007年進入非營利組織「社團法人台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後，一路參與協會籌備、成立、發展、承接政府方案等。而後又從事各種修法政策會議、倡議行動、培力活動等。回頭一看，「障礙經驗」是寶貴且厚實的能量。然而，這十多年的障礙平權「參與」之路，讓筆者常深感阻力。照理而言，身心障礙者本身生活在社會之中所面臨的「不便」是真實切身的，為何公部門常充耳不聞？訴諸公眾又遇議題邊緣？障礙者本身的聲音，常被質疑是「社福依賴」，必須自立自強克服自身障礙？申請法定服務，還要提出「我真的很可憐」來證明多麼無能為力，公眾資源才能「稍微」承接。而主流媒體又偏愛「勵志」觀點，彷彿障礙者只有「超人」跟「廢人」兩種極端。而這一切源頭必須從臺灣社會歷史脈絡說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