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發展季刊

　　隨著全球移民人口的增長，圍繞移民問題與主流社會的族群關係，愈成為全球各國普遍關注的焦點。而在臺灣的移民遷徙和跨國婚姻流動中，來自大陸地區和東南亞國家的婚姻移民女性者，目前多以「新住民（new immigrants）」稱之，表徵其長住臺灣成為臺灣人的實質意義。根據內政部統計資料顯示，新住民累積人數已由2004年底33.6萬人成長至2021年底56.9萬多人，這些大多為婚姻移入的配偶，來臺展開新生活，不但與國人共同生活，並兼負家庭照顧及社會服務等重要角色（內政部，2021）。甚至，在人口族群分布的影響上，新住民是繼原住民、閩南人、客家人和外省人之後在臺灣形成的第五大族群，使得臺灣的族群由原本的四大族群― 原住民、閩南人、客家人以及外省人的組成，產生人口結構的新面貌。那麼，此群體的族群進入臺灣社會之後，有關其文化權利的進展，值得持續的關注。

　　國際社會對於文化權的討論， 可溯及1948年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UDHR），其第27條宣示：「每個人都有權利自由地參與社群的文化生活，享受藝術以及分享科學的進步與其帶來的好處」。197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對於文化權的宣稱相呼應為：「每一個人都有權自由參與社區的文化性生活、欣賞藝術以及分享科學所帶來的發展與成果」（UNESCO, 1976）。1992年《國際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協約》（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第15章提出保障每個人參與文化生活的權利、享受科學進步的權利，以及創造文化藝術產品的權利等等（Fisher et al., 1994）。 UNESCO（2001）公告《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重申「文化間的對話是促進和平，進而保障和平的最佳方式」；該宣言將文化多樣性視為不斷發展的財富，把文化多樣性視為保障人類生存的進程；該宣言的目的在於防止那些以文化差異為名，進而把文化差異貶抑為分離行為和教義主義；認為應推動「在尊重各國國際義務的情況下，制定必要的補助機制或相應的規章制度，來推行文化政策」；應使民間社會密切參與制定保護和提倡文化多樣性的公共政策等，具有重要指引作用。

　　加拿大籍多元文化學者Kymlicka（2001）曾經疾呼，主流社會的人們，一再低估少數群體在創建和維持其社會文化主體時，實際遭遇的困難之強大。臺灣的新住民基於婚姻流動而成為社會成員，其文化層面的需求與完善，不應僅止於文化適應和文化認同的層次，更有賴社會制度與環境的支持，以讓其文化權得以在主流社會的公共機制之內受到關注，並且讓更多移民有機會在學校、經濟、政治和社會等體系內，取得應有的包容、接納及發展（Soysal, 2003）。亦即，個體根據所處的社會情況，展現其獲得優質生活之能力，而此能力與文化因素緊密相關，因此，個體要能享有自己和他人對所屬文化的尊重等，以確保社會文化之繁榮與相互尊重。基於此，本文希冀對臺灣新住民文化公民權的論述有所探討，引導前瞻和具有實踐價值的發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