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發展季刊

　　近幾年來，不同國家之少年司法體系內的相關服務興起「創傷知情實務」（Trauma-informed Practice）概念與模式的運用，為現有司法體系服務模式的重要反思。與專注在被害人權益的「修復式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相同，「創傷知情實務」在司法體系的運用，建立在與「懲罰」不同的概念與體系上，並認為有偏差行為的少年有相當大的機會經歷過不同程度的「創傷」，例如兒童虐待等相關經驗，才導致偏差行為，而在體系中人群服務工作者的工作目標是陪伴其「癒合」（Heal），而不是懲罰，如此，長期而言更有助於降低再犯可能性。最早提及此概念的Harris & Fallot（2001）則認為創傷知情實務可視為一種照顧典範的轉移，運用完全不同的視野來提供社會關懷照顧服務，為經歷創傷的受服務對象創造更多復原的機會。

　　在現行臺灣少年司法實務中，已基於《少年事件處理法》建立既有體系。法條中不僅規定適用角色範圍，也針對不同少年設計包含司法過程、保護管束、觀護和監獄輔導等相關處遇方法，期能帶來矯正效果。近年來，臺灣司法相關體系則啟動改造機制，期待將原本少年司法中管制訓導的中心思想，修正為對兒少福祉的保護；更因為兒少權利公約的簽訂，於2019年在體系中大幅注入兒少人權概念（司法院，2019b）。具體修改部分如少年事件處理法第三條原對於虞犯少年的七項判定，已減少至三項[1]，並將此群少年稱做「曝險少年」；為預備相關體系的承接能量，於2023年後執行「行政先行」體制，曝險少年將由縣市政府所屬跨局處的少年輔導委員會（以下簡稱少輔會）先行輔導，若有必要亦可請求少年法院處理；其間若行政輔導發揮效果，少年則回歸正常生活，無須再經過司法體系及其所產生的標籤效應。除此之外，也定於2020年6月19日起，12歲以下兒童若未來有觸法可能，先轉由學校輔導體系處理，避免兒童過早進入司法體系，影響其未來發展。

　　在這樣的修法目標下，與「創傷知情實務」的核心理念不謀而合，前者致力於不讓兒少太早進到司法體系，後者強調進到體系後能夠有更加寬容的陪伴，以助其復原並脫離司法。《美國的創傷知情司法體系》（Trauma-informed Juvenile Justice in the United States）一書的作者Oudshoorn（2016）認為，在進入司法體系之前，觸法之少年或已經歷家庭和環境的首次創傷，例如家暴與性侵，或貧困與被歧視的環境；進入懲罰性的司法體系，只會讓少年再次創傷。以此假設前提，少年司法體系應對創傷「知情」並提供相應的服務方式；遵守「治癒」（healing）、「復原」（resilience）和「修復式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的原則並同時兼顧責任與義務，幫助觸法少年不再犯錯。而最重要，也在於司法體系內的所有單位，包含警政、矯正、觀護或輔導，都致力於不再造成進入司法體系少年的二度傷害。

　　臺灣目前尚未將類似概念引進制度中，但對於少年的司法工作已處「寬容處理」階段，正是理解創傷知情實務如何運用在司法保護服務中的時機。本文目的即在瞭解創傷知情實務基本概念，並探討美國司法體系中對於非行少年創傷知情實務之處遇，以期提供臺灣少年司法之參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