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發展季刊

戰後西方福利國家的發展，為社會服務的專業發展創造一個絕佳的環境，特別是普及主義（univeralism）改善了福利服務專業在勞動市場的地位，透過一些專業方案，更加促進普及主義的相關政策，進而增進福利服務專業者之間的平等地位，也創造了一種邁向各種職業層級的專業團體皆可參與服務形成的「民主專業主義」（democratic professionalism）的運動（Henriksson，Erede and Burau，2006）。然而，當1990年代初期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或新管理主義（New Manageralism）之理念化為政策及付諸執行時，為福利服務工作職場的分化帶來新的組合。政府、家庭、市場和志願／慈善單位在福利服務供給上的關係，從補充性（complementary or supplementary）的關係轉移至替代性的供給者（Stewart，2007），特別是公共服務之契約委外（contracting-out）的服務模式，其強調責信（accountability）和物符所值（value for money）導致政府和志願組織之間的財務關係本質，出現了從「支持」（support）轉移至「規範」（regulation）和控制（control），亦即，從補助（grants）的形式轉變為正式的契約關係（Alcock and Scott，2007）。這種新管理主義所引發之福利分工的變化，不僅衝擊到不同部門之間的關係，也影響到福利服務專業者的地位。

管理主義者的意識型態不僅給予福利服務供給制度改革的活力，同時也重新分配專業的機會；對於許多在專業層級較低層級團體，這即許意味著其專業方案的空間已被窄化，甚至視其為可能淪為「專業國家之終結」（the end of profession state）的新政策（Erichsen，1995）。此乃因為福利政策已經受到市場邏輯所迷惑，福利服務的供給變得更加的混合，也變得更加分化，在這個新的福利體制和脈絡裡，政治領導的目標在於彈性及工作的強化，職業文化和專業發展所關心的，卻易於被視為是組織有效運作的一種障礙。這些曾經與許多專業方案結合的制度情境已面臨重構，福利服務市場化限制公部門專業方案的範圍，而使得「民主專業主義」有可能重返半專業者或次專業者易被邊緣化或指是附屬的「人力資源」（manpower）之傳統的「老式專業主義」（old professionalism）（Henriksson et al.，2006）。

從「民主專業主義」返回「老式專業主義」，或許意味著相關專業之間的關係已面臨到管理主義的挑戰。專業主義與管理主義常被視為是相對立的概念，當新管理主義從理念被轉化到實務層次，隨著契約委外經營的模式進入到社會服務領域，也讓工作於此領域的專業者，感到矛盾與兩難，到底要以扮演維護個案權益的專業者為重，抑或執行機構以求生存的管理者為要。儘管台灣的福利服務供給並沒有經歷過福利國家的階段，福利專業者也未曾進入到「民主專業主義」的境域。然而，當台灣的社會工作正在邁向專業化之際，即因福利服務供給之受到新管理主義的影響，而使得社會工作的專業化遇到嚴峻的挑戰。處於變遷中的台灣社會工作專業教育，該如何調整其教育與訓練的策略以因應所面臨的挑戰，此為本文所關注的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