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發展季刊

1990 年代初，當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概念經由「無疆界的世界」（the borderlessworld）（Ohmae, 1990）的浮現被警覺到，觀察家甚至宣稱「民族國家的終結」（theEnd of National Sate）（Ohmae, 1996）。這樣的體認猶如1970 年代初，貝爾（DanielBell, 1973）所觀察到的西方工業社會的演進，預告了「後工業社會的來臨」（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般具有前瞻性與震撼性。即使對全球化的說法仍有爭議，有些學者以為人類社會的某些面向的「全球化」早已存在，如經濟活動，即使如此，也並非真的全球一體，或許只是國際化而已。而且，民族國家也沒有消失，在全球既互賴又競爭下，在某些向度上，民族國家反而更具保護性。（林萬億、周淑美譯，2004，3－29）不論爭議如何，全球互賴與競爭的確比以前更加緊密。而後工業社會對傳統凱因斯福利國家（the Keynesian Welfare State）的衝擊，造成1980年代以來為福利國家的危機與調適（Esping-Andersen, 1996）。全球化的到來，甚至被認為是比美波南義（Polanyi, 1944）所界定的因工業革命後市場社會弱化民族國家的第一次大轉型（Great Transformation），進入人類社會的第二次大轉型（Zincone and Agnew, 2000），其必然已經或即將對後工業福利國家產生進一步的影響。（Scharpf, 2000; Sykes, Palier andPrior, 2001; Esping-Andersen, Gallie, Hemerijck and Myles, 2002; Meier and Kvist, 2003; Korpi, 2003）

當後工業福利國家正在因應全球化的挑戰時，我國的社會福利體制理應也不例外地必須回應與因應。不過，1990 年代的臺灣人民正在歡欣鼓舞地享受得來不易的民主化成果。顯然，對國內政治而言，本土議題的解決，優位於關心全球政治經濟的擴張。即使，全球經濟已悄悄地鬆動國內十幾二十年來貴為亞洲四隻小老虎之一的經濟奇蹟成果，部分產業開始外移，資金也跟者走，關廠歇業不斷，產業結構被迫轉型。直到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我們才意識到原來這就是全球化效應。

接著，一系列全球政治、經濟、移民的討論充斥著知識、出版、企業市場。其中，又以主張資本主義全球經濟勢不可擋的工業主義邏輯觀點最為流行，認為全球化是工業化的下一階段，是條不歸路，順之者生，逆之者亡。影響所及，低賦稅者主張找到了合理說詞，反福利也有了藉口，仲介外勞人力與郵購新娘成為一種新興賺錢的行業，貶抑本土認同也變得理直氣壯，似乎等待成為全球公民就在眼前。事實上，全球化現象，即使是個存在的事實，民族國家仍然屹立不搖，而且，它所承載的服務國民的責任，並沒有所謂的「全球政府」準備接手，包括社會福利事務在內。（林萬億、周淑美譯，2004）

雖然，1980 年代福利國家的危機的論述也毫不延遲地擴散到國內，可是，卻沒能阻擋國內1990 年代臺灣社會福利的擴張，因為，對一個社會福利低度發展的國家的國民來說，還沒享受福利的滋味，是不可能相信福利國家會是一種危機的，何況有危機的往往不是福利，或財政，而是資本主義國家本身。再加上1990 年代民主化的快速進行，公民福利國家（citizen’s welfare state）的聲浪似乎壓過殘補福利國家（residual welfare state）的思維。（George and Miller, 1994）於是，臺灣走著自己追趕福利國家的路徑，只是腳步很顛簸。

本文檢視過去十餘年來，臺灣在追求民主化過程中，同時帶動福利國家擴張的經驗，特別是被認為比美歐美工業先進國家戰後福利國家擴張的「黃金歲月」（the Golden Age）（Esping-Andersen, 1996），以及日本1960 年代到70 年代間社會安全體制迎頭趕上（catching-up）（Watanuki, 1986）的「黃金十年」歷史經驗，作為下一階段福利國家調整腳步的參考依據。